HIV screening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young women in Africa and Asia from DHS 2022–2024 中文标题：基于DHS 2022–2024数据的非洲与亚洲年轻女性HIV筛查现状及相关因素研究

《Discover Public Health》：HIV screening and associated factors among young women in Africa and Asia from DHS 2022–2024

　　

摘要

背景：HIV仍然是全球重大健康挑战，2023年全球有3900万人携带该病毒。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面临不成比例的感染风险，然而关于HIV筛查 uptake 的证据往往局限于特定国家。非洲与亚洲背景下的比较性数据十分有限，导致对筛查更广泛决定因素的理解存在空白。本研究评估了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中HIV筛查的普及率，并识别了与筛查 uptake 相关的社会人口学、行为学及情境因素。

方法：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15个国家的人口与健康调查（DHS）数据（2022–2024年）进行横断面分析，纳入了106,367名年龄在15–24岁之间的女性。采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与HIV筛查相关的个体、社区及卫生系统因素。

结果：不到三分之一的参与者曾接受过HIV筛查。筛查 uptake 与年龄较大、教育程度较高、财富水平较高、有过性行为、怀孕、使用避孕措施、到访卫生机构、媒体接触以及拥有手机显著相关。地区差异十分显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筛查率明显高于亚洲。

结论：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中的HIV筛查率仍然处于不可接受的低水平。加强青少年友好服务、将检测整合到生殖健康项目中，以及利用数字健康和媒体平台是关键策略。面向较贫困家庭和城市人群的公平导向外展服务对于缩小差距和推进全球HIV预防目标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非洲与亚洲年轻女性HIV筛查现状及相关因素的跨国产区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依然是全球最为紧迫的公共卫生挑战之一。尽管过去四十年在预防和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截至2023年，全球仍有约3900万HIV感染者，其中女性与女孩几乎占新发感染人数的一半。早期HIV筛查作为预防与控制的核心环节，能够促使感染者及时获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并降低病毒二代传播风险。然而，在筛查覆盖率不足的情况下，大量感染者可能未被诊断，从而导致治疗延迟和社区层面的持续传播。

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adolescent girls and young women，AGYW），即15至24岁年龄段的女性群体，因生物学易感性、性别不平等及社会文化障碍等因素，面临不成比例的HIV感染风险。2023年该群体全球HIV感染者约有190万，新发感染约21万例，是2025年全球目标（5万例）的四倍。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SSA）承担了最沉重的疾病负担，占2022年青少年HIV感染者的85%及新诊断病例的67%。尽管亚洲地区整体HIV患病率较低，但由于关键人群中的集中流行及年轻女性发病率的上升，针对性的筛查干预同样至关重要。

既往研究表明，AGYW的筛查 uptake 受多重因素影响：个体层面包括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社区层面涵盖文化规范、媒体接触及城乡居住地；卫生系统层面涉及检测设施可及性、外展项目及产前保健（antenatal care，ANC）服务。然而，现有证据大多局限于单一国家，跨情境的适用性有限。人口与健康调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DHS）项目提供了具有国家代表性的标准化数据，使得跨国比较成为可能。近期DHS数据集（2022–2024年）为考察多个非洲和亚洲国家AGYW的HIV筛查实践提供了独特契机。尽管如此，同时涵盖非洲与亚洲背景的比较性数据仍然缺乏。弥合这一证据空白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制定因地制宜的干预策略以及实现UNAIDS 95–95–95目标具有关键意义。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15个非洲和亚洲国家青春期女孩和年轻女性HIV筛查的普及率及其影响因素。

**二、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利用2022至2024年间DHS调查的二手数据。数据来源涵盖撒哈拉以南非洲11个国家（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加纳、肯尼亚、莱索托、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赞比亚）和亚洲4个国家（约旦、尼泊尔、菲律宾、塔吉克斯坦），最终纳入加权样本106,367名年龄15–24岁的女性。个体记录（IR文件）为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因变量为自我报告的“是否曾经检测过HIV”。自变量涵盖个体层面（年龄、教育水平、婚姻状况、首次性行为年龄、怀孕状态、工作情况、性传播感染知晓、避孕套使用、HIV检测试剂盒知识与使用、过去12个月多性伴侣情况、户主性别、财富指数、手机拥有、互联网使用、健康保险覆盖、过去12个月健康机构就诊、到健康机构的距离、避孕药具使用）及社区层面（居住地、媒体接触、地区）变量。鉴于DHS数据具有层次结构，研究采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了四个模型（零模型、个体模型、社区模型、全模型），并计算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中位比值比（median odds ratio，MOR）及解释方差比例（proportional change in variance，PCV）以评估随机效应。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范围为1–10，表明预测变量间无显著共线性。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个体与社区层面特征**

研究共纳入106,367名AGYW，平均年龄19.2岁，略超半数处于15–19岁年龄段。大多数参与者未婚（65%）且未就业（63%），近三分之二完成了中等或以上教育。生殖健康指标显示，42.5%从未有过性行为，92.5%当前未怀孕，16.5%报告使用避孕措施。知识与可及性方面，77.5%掌握性传播感染相关信息，但仅15.4%曾使用过HIV检测试剂盒。手机拥有率（54%）和互联网使用率（39%）较高，但健康保险覆盖率较低（10%）。超过半数居住在农村地区，81%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3.2 HIV筛查普及率**

总体上，29.7%的AGYW报告曾接受HIV筛查。各国普及率差异显著，从约旦的1.3%到莱索托的88.8%不等，凸显了明显的区域差异。

**3.3 变异度量与模型拟合**

零模型显示显著的群组聚集性（MOR=1.44）。在调整个体和社区层面因素后，变异仍然存在（MOR=1.39；ICC=3.45%），表明社区层面的情境因素持续影响筛查行为。

**3.4 与HIV筛查相关的因素**

最终模型揭示了多个显著相关的个体及社区层面特征。最强关联包括：首次性行为年龄在18岁之前的女性筛查几率是从未有过性行为者的四倍以上；小学及中学/高等教育均与两倍以上的筛查几率相关；过去一年内到访健康机构与近三倍高的筛查几率相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女性的筛查几率显著高于亚洲女性（调整后优势比AOR约6.8）。其他值得注意的关联包括较富裕家庭的筛查几率较高、当前怀孕女性几率略高、拥有性传播感染知识、拥有手机、使用避孕措施以及媒体接触。有趣的是，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HIV筛查几率较低。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AGYW中HIV筛查普及率相对较低（29.7%），低于坦桑尼亚（60.2%）及多个SSA国家（63%）的报告水平，这反映了卫生系统基础设施、项目强度和文化的差异。不同国家间的巨大差异提示，筛查覆盖率不仅受个体和社区因素影响，还受国家优先事项、资金水平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年龄、教育程度、财富水平与筛查的关联强调了赋权、资源与成熟度在塑造健康寻求行为中的作用。性行为开始和怀孕状态与筛查密切关联，反映出将HIV检测纳入综合性与生殖健康服务的重要性。健康机构就诊是最强预测因子之一，表明定期参与卫生服务可增加检测机会。性传播感染知晓、媒体接触和手机拥有与较高筛查率相关，凸显了信息传播和数字连接在塑造健康行为中的价值。区域差异方面，SSA女性的筛查几率远高于亚洲女性，反映了高负担地区HIV预防项目的强度。即使调整个体与社区因素后，显著的群组聚集仍然存在，提示国家政策、文化规范和卫生系统能力等更广泛的情境决定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横断面设计无法确立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倚或社会期望偏倚；未测量的混杂因素（如文化规范、伴侣影响、污名化）可能影响筛查行为；区域异质性可能掩盖国家层面的重要差异；研究对象限于AGYW，限制了对老年女性及男性的推广性。

总体而言，不足三分之一的AGYW曾接受HIV筛查，凸显了这一高风险群体预防工作的重大缺口。筛查 uptake 在年轻女性中尤其偏低。政策层面，扩大生殖健康服务可及性、加强社区外展、利用移动健康和媒体平台可显著提高HIV检测覆盖率。应特别关注青春期女孩、贫困家庭及城市人群。未来研究应利用纵向数据以确立因果路径，并评估不断演变的HIV检测政策、数字健康创新和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本研究的发现支持全球HIV预防倡议，并强调设计满足不同地区AGYW多样化需求的干预措施的必要性。该论文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