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金融包容性与经济增长：金融部门发展的作用

《Economies》：Financi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South Asia: The Role of 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本研究考察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 FI）与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EG）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南亚地区金融部门发展（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FSD）所发挥的作用。研究涵盖了南亚五个发展中经济体——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在2000年至2024年期间的年度数据。研究人员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构建金融包容性、经济增长和金融部门发展的多维指标，并应用面板自回归分布滞后—混合均值组（Panel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Pooled Mean Group, Panel ARDL–PMG）技术评估长期与短期动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部门的增长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贡献，证实其作为经济扩张主要动力的地位。结果还表明，金融部门发展可能构成连接金融包容性与经济增长的潜在传导渠道。研究强调了加强包容性金融体系和金融部门机构以实现南亚可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增强金融可得性、金融素养、创新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政策建议。

该研究发表于《Economies》，旨在考察南亚地区金融包容性（Financial Inclusion, FI）与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 EG）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金融部门发展（Financial Sector Development, FSD）在其中的作用。

研究背景方面，金融包容性被界定为社会中每个人都能以可负担、合适且安全的方式获得金融服务，已被视为包容性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金融部门发展反映金融体系在深度、可及性、效率与稳定性等方面的进步，能够动员储蓄、促进资本形成、改善信息流动、管理风险并引导资源投向生产性活动。理论上，金融部门越发达，越有利于将金融包容性扩大的金融服务获取转化为实际经济增长。然而，南亚地区仍存在金融市场效率不足、非正规金融占比较高、金融资源获取不平等问题。已有研究多聚焦金融包容性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较少关注金融部门发展作为传导机制的作用。研究人员因而提出研究问题：在南亚国家中，金融部门发展在金融包容性与经济增长之间扮演何种角色？

研究人员使用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五个南亚发展中经济体2000—2024年的年度面板数据。数据来源包括世界银行全球金融包容性数据库（Global Findex）、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可及性调查（IMF Financial Access Survey）、世界发展指标（WDI）以及联合国相关数据库。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构建金融包容性、经济增长和金融部门发展的多维综合指数；对于仅包含两个指标的次指数，则先对指标进行z标准化再以等权算术平均合成。随后应用面板自回归分布滞后—混合均值组（Panel Auto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Pooled Mean Group, Panel ARDL–PMG）技术估计长期与短期关系。估计前进行了Levin–Lin–Chu、Im–Pesaran–Shin和ADF–Fisher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及Pedroni和Kao协整检验；还采用PMG Case 4设定进行稳健性检验。控制变量为通货膨胀（INF）和外国直接投资（FDI）。

研究结果如下：

4.1 变量描述性统计：对原始数据的中心趋势、离散程度、偏度和峰度进行描述。结果显示，GDP等经济增长指标在国别间差异大且呈正偏态；移动电话订阅、互联网使用和银行基础设施等金融包容性指标表现出较大波动，说明南亚各国金融服务可及性和技术采用水平不均；信贷、存款和市值等金融部门发展指标同样呈现较宽范围和正偏态，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通胀具有高波动性。这些异质性支持使用面板数据方法。

4.2 PCA结果：通过Kaiser–Meyer–Olkin（KMO）检验、Bartlett球形检验、方差提取和特征值评估PCA适用性。部分指数如金融包容性使用（FIU）KMO=0.808、金融包容性获取（FIA）KMO=0.641表现良好；个别指数KMO低于0.5，但第一主成分特征值均大于1，解释方差51.67%—74.84%，且指标具有理论相关性，因此保留第一主成分作为代表指数。IE和FDS次指数因仅含两个指标未使用PCA。

4.3 相关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金融包容性与经济增长、金融部门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金融包容性与金融部门发展高度正相关。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通胀与主要变量关系弱且不显著。相关分析为后续计量分析提供了初步支持，但也提示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后续使用Panel ARDL处理。

4.4 面板单位根检验：LLC、IPS和ADF–Fisher检验显示变量呈混合整合阶数。金融包容性和金融部门发展指数水平非平稳、一阶差分后平稳，为I(1)；经济增长、通胀和外国直接投资水平平稳，为I(0)。没有变量为I(2)，满足Panel ARDL使用前提。

4.5 协整检验：Pedroni和Kao检验对三个模型给出混合证据。Model 1（FI与EG）未显示协整；Model 2（FI与FSD）多数统计量显著，Kao检验强烈拒绝无协整，表明金融包容性与金融部门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Model 3（FI、FSD与EG）提供部分支持，Kao检验在10%水平上支持协整，提示加入金融部门发展后存在适度长期关系。据此，结果应被理解为潜在传导机制的证据。

4.6 Panel ARDL结果：在PMG Case 2设定下估计五个模型。Model 1中金融包容性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系数为正，但误差修正项为正且显著，说明不存在有效的长期均衡调整，与协整检验一致。Model 2中金融包容性对金融部门发展的长期系数为正且显著（0.65，p=0.000），表明长期内金融包容性显著促进金融部门发展，但误差修正项为负不显著。Model 3中金融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系数正且显著（0.11，p=0.002），而金融包容性系数变为负且不显著，提示金融部门发展为更主要的增长渠道。Model 4加入通胀和外国直接投资后，金融包容性对金融部门发展的长期正向效应仍显著（0.75，p=0.000），通胀和外国直接投资的长期系数为负，误差修正项为负且显著（-0.28），说明长期调整过程稳定。Model 5中金融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正且显著（0.71，p=0.020），通胀和外国直接投资不显著；误差修正项为负但不显著。总体而言，金融包容性单独难以直接推动长期增长，金融部门发展可能将金融包容性转化为增长收益。

4.7 稳健性检验：在PMG Case 4（限制常数且含限制趋势）下重新估计。金融包容性对金融部门发展的正向效应从0.75略降为0.71；金融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从0.71略降为0.69；金融包容性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仍弱且为负（Case 2为-0.05，Case 4为-0.03）；Model 4的误差修正项在两种设定下均负且显著。结果保持稳定，不随确定性问题变化。

在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长期来看金融包容性本身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具有统计显著的直接关联；描述与相关阶段虽观察到显著正相关，但一旦将金融部门发展纳入模型，金融包容性系数变得不显著。相反，金融包容性与金融部门发展之间存在稳健且显著的正向长期关系，金融部门发展又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因此，金融部门发展可能构成连接金融包容性与经济增长的潜在传导机制。这一结论意味着，南亚政策制定者应通过加强金融部门发展来实现金融包容性的增长红利，具体包括扩大农村、女性和小企业的正规金融服务可及性，发展数字银行和移动支付，提升金融市场效率、银行部门绩效、金融稳定和信贷配置机制；同时加强金融素养、消费者保护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