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ervation》：Contemporary Foraging as a Lever for Plant Conservation and Plant Awareness: Evidence from Denmark, Southern Scotland and Tel Aviv–Jaffa
编辑推荐：
野生食物采集在全球北方正在蓬勃发展，但其意义——及其对植物保护的价值——在不同情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人员比较了三个案例研究：丹麦，一个农业高度集约化的国家，其采集复兴由书籍和应用程序引领；苏格兰南部，一个后工业景观，其采集者多为外来移居者，拥有以媒体为来源
野生食物采集在全球北方正在蓬勃发展，但其意义——及其对植物保护的价值——在不同情境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人员比较了三个案例研究：丹麦，一个农业高度集约化的国家，其采集复兴由书籍和应用程序引领；苏格兰南部，一个后工业景观，其采集者多为外来移居者，拥有以媒体为来源的采集知识库；以及特拉维夫–雅法（以色列），在那里，受北欧启发的"新采集主义"与日趋式微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口述传统并存。研究人员汇总了三套独立收集的民族植物学数据集（2012–2021年；丹麦：问卷调查n = 27，访谈n = 10；苏格兰南部：问卷调查n = 12，访谈n = 9；特拉维夫–雅法：仅访谈，n = 10），记录了分布于51个植物科的153个野生食物分类群——136种植物（包括三种大型藻类）和17种真菌。透过拉脱维亚（里加）采集社会学视角审视，这三个案例均处于采集者谱系的去地方化、"生活方式"一端。然而，三个案例共同指向一个未被充分发掘的事实：采集活动能够训练普通城市居民去观察、识别、追踪并重视野生植物。研究人员认为，采集与保护植物之间的表面矛盾，是由目标植物区系而非采集实践本身所化解的：采获风险集中于少数稀有的、分布边缘的和栖息地特化的分类群，而植物意识则是通过与最常见物种的反复接触建立的——恰恰是那些在种群统计上采集影响微不足道的物种。当采集者将其教学扎根于这种平凡而普遍存在的植物区系时，他们的角色不仅与植物保护相容，而且对其至关重要。因此，采集者是一支未被充分利用的公民教育者群体，能够对抗植物意识差异（亦称"植物无意识"），前提是他们的热情与管护伦理相结合。研究人员阐述了保护行动者应当如何动员而非仅仅监管这一潜力。
**论文解读：当代野生食物采集作为植物保护与植物意识的杠杆——基于丹麦、苏格兰南部与特拉维夫–雅法的比较证据**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过去二十年中，全球北方的野生食物采集经历了从贫困象征向时尚生活方式的转变，新北欧美食运动和COVID-19疫情进一步加速了这一复兴。然而，这种去地方化的采集复兴对植物保护的意义尚不明确：一方面，采集可能侵蚀地方性生态知识并加剧对稀有物种的采获压力；另一方面，采集作为一种以植物为核心的活动，可能成为对抗"植物意识差异"（plant awareness disparity，即人类忽视植物、低估其重要性的倾向）的有效干预手段。问题在于，不同情境下的采集者群体构成、知识传承方式、动机与保护观念存在显著差异，而缺乏跨情境的比较研究来系统评估采集复兴的保育潜力和风险。为此，研究人员选取丹麦、苏格兰南部和特拉维夫–雅法三个案例，通过比较框架探讨以下问题：采集分类群的多样性、知识传承渠道、采集者动机与保护观念，以及采集和采集者如何被动员用于植物保护、意识提升和环境教育。
**二、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汇总了三套独立收集的民族植物学数据集（2012–2021年），采用自填式问卷、半结构化访谈及电子邮件问卷等工具采集数据，并通过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在采集相关的网络社群中招募参与者。丹麦样本包括问卷调查（n = 27）和访谈（n = 10），苏格兰南部样本涵盖访谈（n = 9）和问卷（n = 12），特拉维夫–雅法仅包括访谈（n = 10）。分类学对账方面，研究人员将参与者报告的俗名与科学名称进行匹配，使用世界植物在线（POWO）和世界植物区系在线（WFO）进行名称核验，科属界定遵循APG IV分类系统，真菌命名依据Index Fungorum。访谈文本采用归纳式主题编码分析知识传承、动机和保护相关观念。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分类与生物文化多样性（RQ1）。** 汇总数据集共记录181条区域级记录，对应153个独特野生食物分类群——136种植物（含三种大型藻类）和17种真菌，分布于51个植物科。丹麦记录83个分类群，其中最常见的有熊葱、异株荨麻、蒲公英属、西洋接骨木、葱芥和犬蔷薇；苏格兰南部记录62个分类群，浆果类占主导地位，悬钩子聚合种和黑果越橘最为突出；特拉维夫–雅法记录36个分类群，均为植物，常见种包括克莱门氏柑橘、锦葵属、田芥菜、茴香和那不勒斯蒜。三个案例共享一个以熊葱和异株荨麻为代表的"魅力核心"，印证了生活方式型采集者模型中预言的去地方化知识库。
**3.2 知识传承：从长辈到应用程序的梯度（RQ2）。** 三个案例均处于去地方化的生活方式型采集一端，但呈现出梯度差异。丹麦约半数受访者回忆童年采集经历，但主要知识来源已转向书籍、应用程序和课程；苏格兰南部的采集者大多为外来移居者，知识库为媒体来源的通用型知识，仅两人将采集视为苏格兰传统；特拉维夫–雅法呈现明显的身份分裂——阿拉伯–巴勒斯坦女性沿袭口述传统但担忧其消亡，40岁以下无人续承，而犹太–以色列采集者以"新北欧革命"为参照，将采集视为"前沿"实践。
**3.3 动机：产品、过程、健康与身份（RQ3）。** 采集动机多元且相互重叠。产品与过程之轴反映在季节性的"采集错失恐惧"（foraging FOMO）与活动本身价值之间的张力；健康维度涵盖多样化饮食、户外活动、"清洁"食品和精神恢复；身份维度在特拉维夫–雅法表现突出，采集被用作"拥有土地"和创造"新以色列料理"的方式。经济动机差异显著：在丹麦几乎不存在，苏格兰明确非商业化，而特拉维夫–雅法约60%受访者出售采集物，疫情期间有所上升。
**3.4 保护相关观念（RQ4）。** 采集者自发关注过度采获风险，强调"尊重自然"的采集伦理，并指认缺乏经验的新手为主要风险来源。丹麦受访者高度关注污染问题，避免在路边和铁路沿线采获；苏格兰参与者阐明了明确的可持续伦理，担忧烹饪热潮吸引缺乏技能的采集者；三个地区的受访者普遍预期采集活动将继续增长，认为疫情加速了"回归自然"的趋势。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提出以下核心论点：第一，去地方化是城市化、迁移和代际传承崩溃的偶然结果而非必然趋势，但其代价是地方性知识的流失，意外收益是可传播性；第二，"意识红利"（awareness dividend）应作为待检验的假说而非既定结论，因为重新连接自然和植物学知识并不等同于保护意识或行为；第三，采集与保护的表面矛盾通过目标植物区系得以化解——采获风险集中于少数脆弱分类群，而意识提升源于与最常见物种的反复接触，平凡而丰富的植物区系是教育与保护利益最契合的交汇点；第四，当代采集已拥有自身的教学基础设施，采集者可被视为分散式保护教育工作队伍，其教学具有以欲望而非义务为驱动、横向参与式、可规模化传播和聚焦常见植物区系等特征；第五，身份政治影响知识被记录、资助和传承的资格，公平的参与式记录不仅具有伦理意义，也是实用的保护策略。研究局限包括样本量小、便利抽样、季节和方法学异质性、时间跨度近十年以及阿拉伯–巴勒斯坦视角样本过少。
研究结论指出，当代采集在分类学上丰富多样、动机多元，且处于去地方化的生活方式型光谱一端。对植物保护而言，其影响是双刃剑：一方面侵蚀地方性传统生态知识并可能加剧脆弱分类群的采获压力；另一方面，当采集者将教学扎根于日常的普通植物区系时，其贡献对植物保护至关重要。采集者群体构成了一支自我激励的志愿公民教育者队伍，保护行动者应将其视为可动员的盟友而非需监管的麻烦，具体路径包括共同制定可持续采获指南、推广常见且韧性强的未充分利用资源、记录长者知识并耦合明确的管护伦理。未来研究应扩展跨季节、跨地区、跨社会群体的比较，量化高需求分类群的采获压力并确定可持续阈值，以及直接检验采集是否切实增进植物意识和保护行为。该论文发表于《Conserv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