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直肠癌患者一级亲属焦虑预测模型的开发与验证

《Gastrointestinal Tumors》：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predictive model for anxiety in first-degree relative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ncer

　　

为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患者的一级亲属（first-degree relatives, FDRs）开发并验证焦虑预测模型。共纳入380例CRC患者的FDRs，按7:3比例随机分为模型开发组（n = 266）和验证组（n = 114）。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建立预测模型，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评估模型性能。焦虑发生率为80.08%。文化程度、年龄、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和风险感知被确定为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校准曲线显示预测概率与观察概率高度一致，曲线紧贴45度参考线。Hosmer-Lemeshow检验的p值分别为0.488和0.667。模型开发组的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 AUC）为0.91，敏感性为90.6%，特异性为78.4%；验证组的AUC为0.846，敏感性为76.0%，特异性为76.4%。CRC患者FDRs的焦虑与文化程度、年龄、CCI和风险感知相关。该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可能有助于识别高危个体以实施针对性干预。

**结直肠癌患者一级亲属焦虑预测模型研究解读**

**研究背景与目的**

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是消化道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2024年数据，2022年CRC约占全球新发癌症病例的10.2%，发病率居第三位；约占癌症相关死亡总数的9.3%，死亡率居全球第二位。癌症治疗期间，家庭成员是患者的主要照护者。CRC患者的一级亲属（first-degree relatives, FDRs）包括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由于共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FDRs常对自身健康状况产生担忧。面对亲属突患恶性肿瘤，家属需承受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包括承担治疗过程相关风险、担忧治疗结局，同时还需在患者面前保持镇定乐观，扮演照护者角色却又经历强烈的内心情感冲突。国际研究显示，约42%–80%的家庭成员在患者住院或入住重症监护室期间经历焦虑；癌症患者照护者中51%存在焦虑、30%存在抑郁。然而，目前针对CRC患者FDRs的研究极少，该人群的焦虑状况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调查CRC患者FDRs的焦虑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为这一特定人群的常规干预尤其是心理支持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6月至2025年6月在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肿瘤内科连续招募380例CRC患者的FDRs，按7:3比例随机分为模型开发组（n = 266）和验证组（n = 114）。纳入标准为：病理确诊CRC患者的FDRs、年龄≥18岁、具备正常沟通和读写能力；排除标准为个人恶性肿瘤史或精神疾病史。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工具包括：自制一般资料问卷、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 HAMA）、CRC风险感知评估工具、CRC健康信念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以及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harlson Comorbidity Index, CCI）。数据收集由统一培训的护士完成，疾病资料从电子病历获取并由两名研究者独立核实。采用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中显著及临床相关的变量进入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Backward LR法）建立预测模型，通过ROC曲线、校准曲线和Hosmer-Lemeshow检验评估模型性能。

**研究结果**

**训练集与验证集基线特征比较**：模型开发组与验证组之间基线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两组具有可比性。

**焦虑组与非焦虑组临床特征比较**：在266例模型开发组FDRs中，213例（80.08%）存在焦虑。焦虑组与非焦虑组在文化程度、亲属类型、年龄、健康信念、CCI和风险感知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焦虑影响因素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文化程度、亲属类型、年龄、健康信念、CCI评分和风险感知是与焦虑显著相关的因素（p < 0.05）。其中，高中/大专（OR = 8.643）、本科（OR = 7.661）、子女（OR = 3.208）、中等健康信念（OR = 3.304）、高健康信念（OR = 9.167）、CCI中度（OR = 16.646）、CCI重度（OR = 10.860）、风险感知中等（OR = 9.714）和风险感知高（OR = 7.771）均显著增加焦虑风险。

**焦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显著及临床相关变量纳入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后，健康信念和亲属类型因p > 0.05被排除，最终确定文化程度、年龄、CCI和风险感知为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05）。其中，高中/大专（OR = 4.418）、本科（OR = 3.833）、CCI中度（OR = 20.232）、CCI重度（OR = 11.132）、风险感知中等（OR = 8.177）和风险感知高（OR = 3.902）为危险因素；年龄45–60岁（OR = 0.340）和60–80岁（OR = 0.290）为保护因素，即年轻FDRs更易发生焦虑。

**模型预测性能与泛化能力评估**：训练集的AUC为0.910（95% CI: 0.873–0.948），准确性为0.808，敏感性为90.6%，特异性为78.4%；验证集的AUC为0.846（95% CI: 0.751–0.940），准确性为0.763，敏感性为76.0%，特异性为76.4%。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泛化能力。

**FDRs焦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基于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的四个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模型显示，CCI对焦虑的影响最大，其次为风险感知、文化程度和年龄。训练集和验证集的校准曲线斜率均接近1，预测概率与实际观察概率高度一致；Hosmer-Lemeshow检验p值分别为0.488和0.667，证实模型校准良好。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显示CRC患者FDRs的焦虑发生率为80.08%，高于既往文献报道。可能与数据采集于患者入院期间这一急性照护情境、将轻中重度焦虑均判定为焦虑以及便利抽样可能引入的选择偏倚有关。文化程度方面，大专及以上学历是焦虑的危险因素，可能与高学历个体信息接收和理解能力更强，对疾病和照护信息需求更高，当信息供给不足时更易产生焦虑有关。风险感知方面，高水平的风险感知与焦虑正相关，过高的风险感知可放大负性情绪，导致个体对身体细微变化过度敏感，甚至将常见生理现象误判为癌症早期征兆，持续消耗心理资源。年龄方面，年轻FDRs更易焦虑，可能因为其处于事业和家庭的关键阶段，需同时平衡照护职责与自身职业、家庭责任，且社会支持系统和应对经验相对不足。患者合并症指数方面，患者合并症越严重，FDRs焦虑程度越高，因为多重疾病共存使治疗决策复杂化、用药负担加重、预后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加剧亲属的长期精神压力。经济因素在本研究中未显示显著关联，可能与绝大多数患者享有医疗保险、且研究所在地区经济条件较好有关。

本研究构建的预测模型基于文化程度、年龄、CCI和风险感知四个独立影响因素，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和区分度，可用于临床早期识别高危FDRs。临床实践中应重视对CRC患者FDRs的心理支持，根据年龄、文化背景和风险感知水平提供个性化健康教育，并关注合并症患者家庭的照护负担。

**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CRC患者FDRs的焦虑发生率较高（模型开发组为80.08%），高于既往文献报告的比率。焦虑受多种因素影响。较高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较高风险感知、较年轻年龄和较高合并症指数是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经济因素在本研究中未显示显著关联。基于这些因素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和区分度，可用于临床早期识别高危FDRs。临床实践应重视对CRC患者FDRs的心理支持，并根据年龄、文化背景和风险感知水平提供个性化健康教育，同时关注合并症患者家庭的照护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