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生育高峰期的健康和行为风险与不良妊娠及后代结局：澳大利亚男性健康纵向研究中的患病率

《Public Health》：Health and behavioural risks for adverse pregnancy and offspring outcomes across peak male fertility: Prevalence in the Australian longitudinal study on male health

　　

目标：男性孕前暴露与不良妊娠和后代结局相关，但很少有研究报道育龄男性这些风险因素的患病率。研究人员旨在估计孕前风险因素患病率和并发风险数量，并识别总体亚组内的风险水平。
研究设计：一项全国性队列研究的描述性、横断面分析。
方法：数据来自澳大利亚男性健康纵向研究（Australian Longitudinal Study on Male Health，2012-2022年）的四波调查。各波纳入年龄在18-44岁且有生育能力的男性（n_w1=8727；n_w2=5854；n_w3=3267；n_w4=2705）。评估了11种预先建立的风险因素：8种在所有波次中均可用，并用于推导并发风险评分（有害酒精使用、吸烟、大麻使用、非法药物使用、职业性有害物质暴露、2型糖尿病、抑郁和高体重）；3种在一至三个波次中评估（焦虑、亲密伴侣暴力实施和水果或蔬菜摄入不足）。研究人员估计了各波的比例，并进行加权以代表总体。在回归分析中检验了亚组差异。
结果：82%-84%的男性有1项或以上孕前风险因素，48%-53%有2项或以上。最常见的风险是水果或蔬菜摄入不足（76%-77%）。相对参照组，处于财务压力下的男性报告的风险因素多45%-50%，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多18%-30%，失业男性和居住在偏远地区的男性分别多19%-32%和12%-22%。
结论：结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男性存在高孕前健康需求，并强调了在男性生育前支持男性的重要性。

男性孕前健康风险负担的全国性图景：基于Ten to Men队列的流行病学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孕前保健（Preconception Care）具有减少父母健康差距和改善儿童发展结局的潜力。既往估计显示，约91%的育龄女性至少存在一种可调整的孕前风险因素，然而男性孕前风险的患病率数据极为匮乏。现有证据表明，男性在配偶受孕前的健康和行为风险与妊娠丢失、早产和低出生体重有关，且这些关联进一步延伸至后代的发育结局，包括儿童肥胖、肺功能较差、哮喘、白血病及情绪和行为问题。基于此，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孕前保健共识提出，除女性外，还应针对男性的健康和行为进行干预。然而在实践中，男性在孕前保健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临床医生对男性孕前风险的认知也有限。此前唯一报告多维度男性孕前风险患病率的数据来源于美国国家家庭增长调查（NSFG），但该研究仅纳入过去一年内有生育能力且报告未来有生育意图的男性，鉴于约半数妊娠为非计划妊娠且绝大多数男性一生中会生育子女，有必要将估计范围扩展至所有具有生育潜力的男性。因此，本研究利用澳大利亚男性健康纵向研究（Ten to Men）的数据，系统评估男性生育高峰期（18-44岁）与不良妊娠和后代结局相关的健康及行为风险因素的患病率与分布特征。
研究方法与主要技术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Ten to Men，这是澳大利亚全国代表性的男性健康队列，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设计，于2012-2014年招募了16,021名10-55岁男性。本研究为描述性横断面分析，纳入2012-2022年间四个时点（波次）年龄在18-44岁且有生育能力的男性（无输精管切除术记录），样本量分别为8,727、5,854、3,267和2,705。研究人员应用了横向分层加权的总体权重以反映相应时点的澳大利亚男性人口，使用链式方程多重插补法处理缺失数据（缺失率0%-18%），并通过未调整的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亚组间并发风险数量的差异，同时采用泊松回归进行敏感性分析。共评估11种预先设定的风险因素，其中8种在所有波次中均有测量并用于计算并发风险评分。
主要研究结果
风险因素患病率（目标1）：水果和蔬菜摄入不足（低于推荐量）是最普遍的风险因素，各波次患病率为76%-77%；2型糖尿病患病率最低，为1%-2%。有害酒精消费从第1波（2012-2014年）的36.4%下降至第4波（2022年）的30.5%；大麻使用从23.7%上升至28.0%；其他非法药物使用从12.3%上升至23.8%。吸烟率从第1波的20.3%下降至第2波的17.0%，后在第四波回升至26.2%（包含电子烟）。抑郁风险在2020-2021年第3波疫情期间达到峰值10.6%，其余波次为6.7%-8.8%。焦虑（12.2%-12.7%）和身体亲密伴侣暴力实施（6.5%-6.9%）在评估的波次中保持稳定。
并发风险负担（目标2）：基于8种全波次可用的风险因素，82%-84%的男性在四个波次中均报告至少一项风险因素，48%-53%报告两项及以上，25.8%-31.4%报告三项及以上。四个波次的平均并发风险数分别为1.75、1.70、1.73和1.79，总体稳定。
人口亚组差异（目标3）：与参照组相比，经历财务压力的男性并发风险数量高出45%-50%；教育程度较低（≤12年级）的男性高出18%-30%；失业男性高出19%-32%；居住在偏远地区的男性高出12%-22%。原住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男性在第1、2波风险相对更高，但该差距在第3、4波显著缩小。文化语言多元背景的男性风险数量则一致低于参照组11%-19%。此外，伴侣状态和父亲身份对风险数量的影响在新冠疫情前后有所变化。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男性孕前健康风险的普遍性和持续性。研究中男性代谢健康风险显著，高体重和果蔬摄入不足的普遍存在提示孕前阶段是预防性健康参与的潜在窗口。虽然有害酒精消费呈下降趋势，但烟草、大麻和非法药物使用的上升，尤其是多种物质共同使用的情况，凸显了在男性医疗保健中就物质相关风险进行清晰沟通的必要性。抑郁风险的疫情期攀升与社交限制及其对男性心理健康的已知影响一致。身体亲密伴侣暴力实施的高患病率（约6.5%-6.9%）令人警惕，因其可能在围产期升级。研究还发现，男性孕前风险的社会经济梯度明显，风险集中在社会经济弱势群体中，提示孕前健康可以成为打破代际健康不良循环的杠杆点。值得注意的是，报告风险因素数量较多的男性更有可能在过去一年内咨询全科医生（GP），但疫情期间这一关联有所减弱。约15%的职业性有害物质暴露率也将工作场所定位为男性孕前健康教育的潜在切入点。研究局限性包括自我报告偏差、样本流失、部分风险因素未纳入全波次分析等。
结论：接近为人父的男性承担着显著的孕前健康风险负担，其中社会经济弱势群体的风险积累最为严重。研究结果支持采取一种性别响应的孕前保健方法，不仅将男性视为女性生殖保健的附属，而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健康需求和代际影响的群体。投资于男性孕前健康可为男性自身、其伴侣及下一代提供“三重红利”。实现这一潜力需要将男性纳入国家孕前和生殖健康指南，开发和评估针对高风险群体的定制干预措施，并持续投资于进一步研究以强化男性孕前健康与生命全程及代际结局之间的证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