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ychology of Sport and Exercise》：Understanding Risk Acceptance in Performance Enhancing Substance Use: A Cluster Randomized Prevention Study Among Recreational Fitness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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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休闲健身文化中增强相关物质的使用已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并涉及从合法补充剂到违禁药物的一系列行为。尽管已有理论驱动的预防方法，但关于干预效果是否因不同的心理社会运动员特征而存在差异，以及通过何种心理机制产生效果，仍缺乏实证研究。本研究利用一项
摘要
休闲健身文化中增强相关物质的使用已成为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并涉及从合法补充剂到违禁药物的一系列行为。尽管已有理论驱动的预防方法，但关于干预效果是否因不同的心理社会运动员特征而存在差异，以及通过何种心理机制产生效果，仍缺乏实证研究。本研究利用一项三波次整群随机对照预防试验的数据，该试验在德国十家商业健身机构中开展（五家干预组，五家对照组），以考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并辅以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构建的干预措施是否与后续增效剂使用（booster use）减少相关，以及风险接受（risk acceptance）是否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在602名休闲健身运动员的校正样本中，研究人员采用群体平均逻辑回归模型（population-averag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聚类稳健标准误（cluster-robust standard errors）及偏差校正的聚类自助法（bias-corrected cluster bootstrapping）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在随访时增效剂使用几率低于对照组（比值比[OR] = 0.58，95%置信区间[CI] [0.33, 1.00]），且风险接受在干预与增效剂使用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 = ?0.22，95% CI [?0.41, ?0.05]）。调节分析表明，动机矛盾型运动员在风险接受方面的降幅显著大于稳定戒绝型运动员。研究结论认为，风险接受可能是预防干预影响增强相关行为的一条核心心理路径，且心理社会特征能够调节个体对预防措施的认知反应，从而支持在休闲健身环境下发展更具针对性的预防策略。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近年来，休闲健身文化中与表现增强相关的物质使用现象日益普遍，其行为谱系涵盖从含兴奋剂成分的训练前补充剂到合成代谢雄激素类固醇等多种物质。尽管这些物质在法律地位、健康风险和社会意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共同嵌入于一种以性能优化、身体改造和自我提升为核心的亚文化之中。从预防视角来看，这一行为连续体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既往研究表明，定期使用营养补充剂的运动员相较于不使用者，对兴奋剂持有更积极的态度，且使用违禁物质的可能性更高。流行病学证据进一步显示，增强相关物质使用并不局限于精英体育，在休闲健身人群中同样存在。面对这一趋势，学界已开始探索针对休闲健身人群的心理与教育干预措施，但此类预防项目通常在总体层面上进行评估，隐含假设干预对所有个体具有相似效果。这一假设可能存在问题，因为休闲健身人群内部存在显著异质性——不同个体在训练动机、对增强效果的认知以及为追求身体目标而容忍健康风险的意愿方面差异明显。基于个体的研究已证明，休闲健身运动员可被划分为不同心理社会风险特征类型，这些类型在对待兴奋剂的态度、健康风险感知、行为意向和预防需求上存在系统性差异。
**研究目的与理论框架**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作为主要理论框架，辅以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 HBM）的相关概念，将风险接受（risk acceptance）概念化为一种认知机制，用以解释预防干预如何影响后续的增强相关行为。研究旨在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理论驱动的预防干预是否降低随访时的增效剂使用率；干预是否与风险接受的变化相关联；心理社会运动员特征是否调节干预对行为和心理结果的影响。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了四项假设：干预组参与者比对照组报告更低的增效剂使用率；干预参与与更低的风险接受水平相关；更低的风险接受水平与更低的增效剂使用几率相关；干预与风险接受降低之间的关联在动机矛盾型运动员中强于稳定戒绝型运动员。
**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三波次整群随机对照预防试验，在德国十家商业健身机构中实施。研究机构按1：1比例随机分配至干预组或对照组，随机化按地区和平均会员规模分层。参与者在三个时间点完成标准化在线问卷：基线调查（T1）、干预后评估（T2）和随访评估（T3）。共有602名休闲健身运动员纳入校正样本，平均年龄28.73岁（SD = 7.56），63.9%为男性。干预方案包含三次各90分钟的小组会议，由受过培训的运动心理学家在六周内实施，内容涵盖三个核心部分：态度与主观规范（TPB）、健康风险评估与风险接受（HBM），以及感知行为控制与应对策略（TPB）。对照组仅获得与兴奋剂预防无关的通用健康宣传单。统计分析采用群体平均逻辑回归模型并辅以聚类稳健标准误，以考虑健身机构层面的聚类效应。中介分析采用偏差校正的聚类自助法（1,000次重抽样），调节分析则通过引入干预条件与心理社会特征类别的交互项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
最终分析样本包含600名提供完整数据的参与者。总体而言，86名参与者（14.3%）在随访时报告了增效剂使用。风险接受的均值从T1（M = 2.98，SD = 1.22）降至T2（M = 2.62，SD = 1.18），表明干预期间参与者对增强相关风险的容忍度总体下降。
**干预对增效剂使用的影响**
考虑到健身机构内聚类效应的逻辑回归模型显示，干预组参与者在随访时使用增效剂的几率低于对照组（OR = 0.58，95% CI [0.33, 1.00]，p = .052），估计增效剂使用几率降低了42%。尽管该效应在传统显著性阈值上仅以微弱差距未达到统计显著，但其方向和幅度均指向干预的积极作用。对照组增效剂使用率为17.69%，干预组为11.04%，绝对风险降低6.65个百分点。此外，T2时的风险接受水平显著预测增效剂使用（OR = 1.68，95% CI [1.22, 2.30]，p = .002），表明认为健康风险更可接受的个体更可能报告增强相关物质使用。
**风险接受的中介作用**
中介分析遵循研究设计的时间顺序：干预暴露先于风险接受变化（T2），后者又先于增效剂使用评估（T3）。回归分析显示，干预组参与者在T2时报告的风险接受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β = ?0.34，95% CI [?0.55, ?0.13]，p = .002）。在将风险接受纳入结果模型后，干预条件与增效剂使用之间的直接关联被削弱且不再具有统计显著性（OR = 0.68，95% CI [0.40, 1.16]，p = .158）。偏差校正的聚类自助法（1,000次重抽样）确认了干预通过风险接受对增效剂使用的显著间接效应（间接效应 = ?0.22，95% CI [?0.41, ?0.05]）。该模式与部分中介一致，表明风险接受的降低可能是干预与较低增效剂使用率相关联的一条心理路径，间接路径约占总干预效应的27%。
**心理社会运动员特征的调节作用**
调节分析对比了动机矛盾型运动员（聚类1和2）与稳定戒绝型运动员（聚类0和4）。在干预对风险接受的路径上，交互作用具有统计显著性（β = ?0.31，p = .040），表明干预在动机矛盾型运动员中产生的风险接受降幅大于稳定戒绝型运动员。然而，在增效剂使用模型中，干预条件与心理社会特征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OR = 1.24，95% CI [0.88, 1.75]，p = .214）。这一结果表明，心理社会特征主要调节了对干预的认知反应，而非后续的行为效果。
**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为H1提供了部分支持：干预与较低的增效剂使用几率相关，但效应仅微弱错过常规统计显著阈值，其方向与既往文献一致。H2和H3得到明确支持：干预显著降低了风险接受水平，且风险接受水平与后续增效剂使用几率正相关，支持将风险接受概念化为预防相关的认知机制。H4获得部分支持：动机矛盾型运动员在干预后表现出比稳定戒绝者更显著的风险接受下降，但这一调节效应未延伸至行为结果。研究表明，心理社会运动员特征不仅能描述健身人群在兴奋剂相关取向上的异质性，还可能有助于解释预防效果的个体差异。从实践角度而言，预防项目在已表现出强烈回避增强物质和低健康风险容忍度的个体中可能产生有限的额外收益，而动机矛盾型运动员则是预防干预的特别有效目标群体。这些发现支持发展更具针对性的、基于机制的预防策略：识别风险接受水平较高或动机矛盾的运动员，并针对其风险—收益评估设计认知干预，可能比对所有人群采用统一策略更为有效。研究结论指出，预防干预的效果并非在所有个体中保持一致，而是随心理社会运动员特征呈现系统性变化；风险接受的降低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观察到的行为效应，凸显了这一构念作为预防有效性核心机制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