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le Futures》：Research o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of resource-based citi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interaction
编辑推荐：
摘要：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资源型城市转型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本研究利用2013—2023年中国113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从要素交互视角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对转型绩效的影响机制。与既有文献多聚焦于数字经济单一维度或转型绩效某一侧面不同，本研究构建了涵
摘要：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资源型城市转型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本研究利用2013—2023年中国113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从要素交互视角系统考察了数字经济对转型绩效的影响机制。与既有文献多聚焦于数字经济单一维度或转型绩效某一侧面不同，本研究构建了涵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数字生产、数字金融四个构成要素的数字经济综合评价体系，以及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的转型绩效评价体系，深入考察了四要素之间的替代性与互补性关系及其对转型绩效的异质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转型绩效呈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印证了内生增长理论与资源诅咒理论的双重理论逻辑；要素交互效应显示，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金融要素、数字生产与金融要素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而数字创新与金融要素之间呈现互补关系，从而揭示了数字经济四要素动态耦合的复杂系统特征；异质性分析显示，成长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城市显著受益于数字赋能，而成熟型城市因结构刚性与路径依赖呈现数字阻滞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展现出更为显著的数字红利。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首次系统揭示了数字经济要素交互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的影响机制，识别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城市的差异化响应模式，为制定精准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战略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基于上述发现，建议政府强化数字经济的战略定位，优化要素协同机制，并依据城市类型异质性制定精准转型策略，以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的要素交互机制研究——基于中国113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5.5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8.1%，稳居全球第二位。与此同时，资源型城市作为依托矿产、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开发而兴起的城市形态，虽然以不足全国20%的人口贡献了超过2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60%以上的能源产出，却普遍面临资源枯竭、产业衰退、生态恶化等系统性危机。资源型城市转型本质上是涵盖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领域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在于突破路径依赖、培育新增长极、构建多元化可持续发展架构。然而，传统转型路径仍面临能源供给与双碳目标适配不足、产业升级的技术与要素支撑欠缺、生态修复与经济发展协同不够、区域发展失衡与共同富裕诉求差距显著等瓶颈。数字经济的科技赋能属性与产业变革效应，恰好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为解决上述困境提供了新范式。
既有研究虽已初步证实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潜在价值，但仍存在三方面不足：其一，多数研究聚焦于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转型某一侧面的影响，缺乏对转型绩效的系统性分析；其二，对数字经济影响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定量评估不足，尚未构建综合性的评价体系；其三，对数字经济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对转型绩效的影响关注不够。基于此，本研究从要素交互视角出发，系统探究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的影响机制、要素协同与竞争关系以及城市异质性响应模式。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以2013—2023年中国113个资源型城市为样本，构建了包含数字基础设施要素（X?）、数字创新要素（X?）、数字生产要素（X?）、数字金融要素（X?）四个基准层的数字经济评价体系，以及包含经济效益与规模、社会保障与发展、生态状况与环境趋势三个维度的转型绩效评价体系。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其余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双向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转型绩效的基准影响；引入四要素两两交互项检验要素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采用1984年每百万人邮政局所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通过剔除部分年份、剔除林业城市、替换解释变量测度方式（熵权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按城市生命周期阶段（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再生型）和经济发展水平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基准回归：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
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显示模型不存在明显多重共线性问题，Hausman检验（P=0.000）支持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水平对转型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系数0.051，10%水平显著），验证了内生增长机制与资源诅咒破解机制的双重理论逻辑。控制变量中，技术创新、对外开放、城镇化水平、环保投入、社会消费均显著正向影响转型绩效，而金融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呈显著负向影响。
**（二）四要素交互：替代与互补的复杂关系**
引入交互项后，数字经济整体仍显著正向促进转型绩效（系数0.125，1%水平显著）。方程（2）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金融要素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二者存在替代关系，源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成本投入对创新研发资金和金融服务资源形成挤出效应；数字创新与金融要素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系数4.538，5%水平显著），表明二者存在互补关系，表现为金融资本为创新提供风险分担与资源配置支持，创新反过来拓展金融的应用场景与市场需求。方程（3）进一步显示，数字基础设施与生产、金融要素以及数字生产与金融要素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反映了有限资源下要素间的竞争效应。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F统计量为84.980，远超Stock-Yogo弱工具变量检验临界值16.38；第二阶段数字经济系数为0.560，在1%水平显著。滞后一期数字经济水平对转型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43，在5%水平显著，与基准回归结论高度一致。三项稳健性检验（剔除2019年前年份、剔除6个林业城市、熵权法替换权重）均支持数字经济显著促进转型绩效的核心结论。
**（四）异质性分析：城市类型的差异化响应**
按生命周期阶段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成长型（系数0.149，10%显著）、衰退型（系数0.129，5%显著）和再生型（系数0.249，1%显著）城市均显著受益于数字赋能，而成熟型城市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成长型城市凭借产业结构弹性实现数字跨越，衰退型城市通过危机倒逼机制突破瓶颈，再生型城市依托后工业基础获得最大数字重塑效应；成熟型城市则因技术刚性、制度刚性和认知刚性的三重锁定陷入数字阻滞。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的结果显示，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数字经济效应（系数0.146，1%显著）显著强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系数0.013，不显著），体现出技术吸收能力的马太效应。
**四、讨论与结论**
**（一）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四要素构成动态耦合的复杂系统，要素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金融要素的替代关系印证了资源基础理论关于组织资源稀缺性与竞争效应的论述，数字创新与金融要素的互补关系则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的协同效应逻辑。城市生命周期阶段的异质性发现深化了路径依赖理论：成熟型城市的“数字阻滞”源于长期资源开发形成的三重刚性——技术系统嵌入深度导致的转换成本高企、围绕传统产业形成的制度网络对新产业的隐性壁垒、资源繁荣塑造的认知惯性对技术采纳意愿的抑制。这一发现为精准制定差异化转型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经济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一致表明，数字经济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转型绩效平均提升0.051—0.560个标准差，验证了内生增长机制与资源诅咒破解机制的双重理论逻辑。（2）数字经济四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替代与互补交互关系，构成动态耦合系统。数字基础设施与创新/金融要素因资源挤出效应呈替代关系，数字生产与金融要素因资本竞争呈替代关系，数字创新与金融要素因功能互补呈互补关系。该发现首次系统揭示了数字经济内部要素在资源型城市情境下的微观交互机制。（3）数字经济对转型绩效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城市异质性，城市生命周期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是重要调节变量。成长型城市凭借新兴产业禀赋和低路径依赖性实现数字跨越，衰退型城市通过危机倒逼机制实现数字突破，再生型城市依托后工业基础实现数字重塑，而成熟型城市因结构刚性陷入数字停滞。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因技术吸收能力强而充分释放数字红利，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受数字鸿沟制约难以实现有效转化。（4）2013—2023年间，资源型城市数字经济水平和转型绩效呈现显著空间分布异质性，但区域差距随时间推移逐步收敛，东部持续领跑，中部实现赶超，西部不断追赶，整体呈Z形增长态势和区域收敛趋势。
本研究从要素交互视角出发，构建了数字经济与转型绩效的综合评价框架，首次系统揭示了数字经济要素交互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绩效的影响机制，识别了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城市的差异化响应模式，弥补了既有研究将数字经济视为单一维度的分析局限。研究成果为政府部门优化数字资源配置、制定差异化转型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撑，对于推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和生态安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