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创新消费模式既有助于实现1.5°C的碳排放目标，同时也能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重要贡献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Inclusive consumption pathways of China's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can align with the 1.5?°C target while delivering a substantial climate wedge globally

　　

摘要

随着中国城市集聚区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它们的脱碳路径对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集聚区内的消费增长是否仍能与1.5°C的目标相兼容，以及加强相关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更广泛的全球社区带来气候效益。在此，我们预测了中国五大主要城市集聚区（这些集聚区容纳了全国45%的人口）的基于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追踪了在不同社会经济和气候政策情景下到2050年的潜在供应链减排情况。研究发现，尽管这些集聚区占中国基于消费的排放量的近一半，但在当前全国碳达峰的势头下，它们仍有可能在2050年前维持包容性的消费路径而不危及1.5°C的目标。实施现有的绿色生活和投资政策到2050年可避免全球最多7.0 Gt的二氧化碳排放。这种消费方面的改善不仅在国内带来显著的减缓效果（每个集聚区的减排潜力超过600百万吨），还能帮助包括韩国、德国和美国在内的关键贸易伙伴避免44-48%的预期二氧化碳排放。我们证明了引导城市集聚区走向更加可持续、低碳的消费路径可以产生超越其边界范围的重要气候协同效益。

引言

随着全球社会普遍认同《巴黎协定》中将升温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C的目标，气候讨论越来越集中在应优先考虑哪些减缓策略和路径上。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实现1.5°C的目标需要在本世纪中叶实现全球碳中和，这意味着供需两侧都需要大幅减排，同时各地区也需要制定更加雄心勃勃和协调一致的气候政策（Bertram等，2024；Creutzig等，2022）。

2020年，中国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路径被认为是与1.5°C目标基本一致的（van Soest等，2021）。一些研究表明，在现有政策下，中国可能早在2030年之前就达到排放峰值（Duan等，2021；Gallagher等，2019），而另一些研究则强调这一时间点仍具有不确定性，并高度依赖于具体情景（Liu等，2023）。城市化是这一趋势的核心。它不仅通过制造业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影响着生产端的排放（Mi等，2017；Wang等，2019），也随着家庭生活方式和投资模式的演变影响着消费端的排放（Feng和Hubacek，2016；Mi等，2020）。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些中国城市可能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目标，从而加快全国迈向碳中和的进程（Wang等，2024；Zhang等，2024）。同时，基于消费的核算方法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评估中国城市（Wang和Chen，2020）以及美国、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城市（Lee等，2021；Roncero-Tarazona等，2025）的跨界气候影响。

中国的城市化越来越多地通过大型城市集聚区（UAs）而不是孤立的城市来进行。随着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和消费活动在这些集聚区内变得更加集中和相互联系，碳减排也越来越受到聚集区边界之外因素的影响。这使得UAs成为协调供应链系统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相关尺度。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的五大主要城市集聚区——北京-天津-河北地区（BTH）、长江三角洲（YRD）、粤港澳大湾区（GBA）、成都-重庆集聚区（CCA）和长江中游集聚区（MYA）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显著扩张，总体家庭支出和投资几乎翻了一番（Fang和Yu，2020）。因此，这些集聚区面临着在保持工业和服务引领的增长的同时，与日益雄心勃勃的国家气候目标保持一致的挑战。

文献中越来越多地认识到，通过整合消费侧措施可以产生的气候“楔形效应”（Davis和Caldeira，2010；Feng等，2013；Ala-Mantila等，2023；Cap等，2025）。随着绿色产品可负担性的提高和对协调环境监管的更强响应，城市居民更有可能改变其消费模式（Chen和Chen，2016；Xu等，2019）。由于城市深深嵌入国内和全球贸易网络，这种协调性的变化不仅会影响自身的排放轨迹，还会影响与上游国内和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贸易中的碳排放（Xia等，2025）。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的经济通过外包减排和城市间供应链紧密相连，因此集聚区间的贸易中的排放可以抵消本地实现的减排效果（Xia等，2024；Xia等，2025）。与城市层面的分析相比，UAs在协调供应链减缓和遏制区域碳泄漏方面具有更高的政策相关性（Yang等，2020）。现有的关于城市集聚区的研究主要考察了空间集中和产业转移对区域排放的影响（Fujii等，2018；Yu等，2020），追踪了通过供应链在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之间的碳泄漏（Cai等，2025；Yang等，2020；Zheng等，2019），或探讨了与特定消费类别相关的碳足迹异质性（Nakayama和Yan，2025）。在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正转向更加以内需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这增加了其主要城市集聚区作为消费中心的全球影响力。与一般的消费增长不同，包容性路径考虑了不同集聚区、中心-边缘城市以及城乡之间的差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欠发达集聚区、边缘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消费增长更快，这种区分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这样的包容性路径是否与中国的双碳目标和全球气候目标一致仍不明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量化了中国五大主要城市集聚区（BTH、YRD、GBA、CCA和MYA）的碳减排潜力，这些集聚区合计占全国GDP的56%和人口的45%。表A1提供了这五个集聚区的位置、发展状况和政策作用的基本信息。利用嵌套的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结合详细的城市规模支出数据，我们模拟了2012-2050年间这些地区不同消费增长率对国内和全球气候的影响。我们模拟了在全国碳达峰的时间点以及消费的定量和结构变化如何在反映现有消费和气候政策的情景下影响这些集聚区的碳足迹，这些政策可以在由125个中心城市和县组成的区域内集体或单独实施。在此基础上，我们估计了这些城市集聚区到2050年可能实现的最大减排量，评估了它们对缩小1.5°C目标全球排放差距的贡献，并追踪了这些地区不同的消费路径如何影响全球上游供应商的二氧化碳排放。

章节片段

分析框架和目标一致性评估

包容性增长是指一种不仅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还能确保所有社会群体平等获得这些机会的增长速度和模式，同时减少贫困和不平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这里的“包容性消费路径”是指在差异化的区域和城乡发展假设下的基于场景的消费转型路径。这些路径旨在代表UAs中的三个维度。首先，空间趋同是...

中国五大主要城市集聚区的碳足迹

中国的五大主要城市集聚区（UAs）占国家碳足迹的很大比例（图2）。在基准年2012年，这些UAs容纳了中国35%的人口，但代表了58%的最终消费。北京-天津-河北地区（BTH）、长江三角洲（YRD）和粤港澳大湾区（GBA）是三大消费最高的地区，合计占全国最终消费的30%以上...

讨论

随着全球贸易面临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中国转向更加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本地最终消费已成为国家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力（Nishimura，2020；Xia等，2025）。因此，中国从出口国向消费国的转变正在重塑全球气候减缓的格局。2010年至2020年间，中国的最终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约为8%，大约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结论

本研究开发了一个以城市集聚区为中心的嵌套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框架，用于追踪2012年至2050年中国五大主要城市集聚区国内和国际供应链中的基于消费的二氧化碳排放。我们研究了不同的消费增长路径如何与国家碳达峰的路径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未来的排放情况，并评估它们与1.5°C和2°C气候目标相符的程度。

我们的建模...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徐秋明： 方法论，正式分析。谭一奇： 撰写——初稿，方法论，正式分析。陈邵清： 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概念化。梁宇涵： 验证，资源协调。吴俊良： 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正式分析。吴国新： 撰写——审阅与编辑，资源协调。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

FEU，2021

IPCC，2019

国家人口发展计划，2016

联合国，202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25

世界银行集团，无日期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任何已知的利益冲突或个人关系可能会影响本文的报告。

致谢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22YFF1301200）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2074232），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108）的支持。

徐秋明|谭一奇|陈邵清|梁宇涵|吴俊良|吴国新

碳中和与气候变化研究小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社会中心，中国广州，511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