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E: Nature and Space》：The gardener. Post-anthropocentric figures and ec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in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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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类社会形象的考察表明，生态关系在社会学理论化中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本文引入“园丁”这一生态社会形象，将自然、物质性与社会关系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对各类社会形象的考察表明，生态关系在社会学理论化中在很大程度上仍被忽视。本文引入“园丁”这一生态社会形象，将自然、物质性与社会关系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安娜·洛文豪普特·青（Anna Lowenhaupt Tsing）与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理论资源，研究人员追溯了园丁形象如何体现从现代性到晚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人类—自然关系组织方式。在现代论述中，卢梭与鲍曼将园丁与教育、规划、分类和控制相关联，但二者路径迥异：卢梭将教育者塑造为培育儿童自然发展的园丁，而鲍曼则将现代国家概念化为通过排斥和规训“杂草”来培植社会秩序的园丁。尽管园丁在现代与晚期现代论述中基本上仍是一个隐喻性形象，青与哈拉维却将该形象植根于与花园物质性的具体互动之中。哈耶克、青与哈拉维通过突显人类控制的有限性与非人类行动者能力（nonhuman agency）重新配置了这一形象，其中青与哈拉维强调关怀、采集和堆肥（composting）的多物种关系。然而，这种重新配置并非从支配到关怀的直线历史运动。相反，晚期现代与后现代的构形仍与早期逻辑纠缠在一起：哈耶克通过制度治理保留控制，青在入侵物种威胁多物种生命时重新引入选择与根除，哈拉维则为人类行动者与生命政治规制保留了核心地位。园丁为考察培植、控制、关怀、自主、选择与生态相互依赖等竞争性逻辑的共存与协商提供了一个启发式工具（heuristic）。借鉴奥尔巴赫（Auerbach）的“形象”（figura）概念，研究人员主张社会形象不必局限于人类主体，而可以涵盖非人类存在者、物质性与生态过程。由此，园丁为社会关系打开了后人类中心视角，同时揭示了当代人类—自然关系组织过程中持续存在的张力。
**论文解读：园丁作为生态社会形象——社会科学中人类—自然关系的后人类中心重构**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意识**
社会形象（social figure）是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一种独特形式，通过将复杂的社会事实、问题与关系凝缩为可理解的隐喻性概念，为认识社会现实提供了具体而富有生产性的视角。从齐美尔（Simmel）的“陌生人”、克拉考尔（Kracauer）的“受薪雇员”、森内特（Sennett）的“弹性自我”，到布吕克林（Br?ckling）的“创业者自我”与伍尔加（Woolgar）等人的“冒名者”，社会形象一直是社会学理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个显著的盲区在于：绝大多数社会形象将“社会”局限于主体间关系，人类—自然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缺席。在气候变化与生态转型日益成为核心社会议题的当代背景下，这一缺失构成了理论与经验层面的双重挑战。正是针对这一缺口，本文提出将“园丁”（the gardener）作为明确的生态社会形象引入社会科学 discourse，以考察人类—自然关系的历史变迁与当代形态。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论证**
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园丁形象在社会科学史上的多重构形，涵盖从现代性到晚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代表性思想家。通过对卢梭、鲍曼、哈耶克、青与哈拉维的深入分析，研究人员论证了园丁形象经历了从主体间性向生态化、从人类中心向后人类中心的重新配置。然而，这一重构并非简单的历史断裂或线性进步，而是揭示了培植、控制、关怀、自主、选择与生态相互依赖等多元逻辑的共存与持续协商。借鉴奥尔巴赫的“figura”概念，研究人员进一步主张社会形象不应局限于人类主体，而应扩展至非人类存在者、物质性与生态过程，从而打开后人类中心的社会关系视角。
**三、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文为理论性社会科学研究，未涉及实验或实证数据采集。研究采用以下关键方法：其一，概念史分析（conceptual history analysis），追踪园丁形象在社会科学 discourse 中的演变脉络；其二，文本阐释（textual interpretation），对卢梭《爱弥儿》、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等经典文本进行深度解读；其三，比较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系统比较五位思想家对园丁形象的不同构形及其逻辑异同；其四，理论综合（theoretical synthesis），借鉴奥尔巴赫的“figura”概念构建后人类中心社会形象的理论框架。
**四、研究结果**
**1. 卢梭：作为教育者的园丁**
卢梭在《爱弥儿》中以园丁比喻教育者的角色：教育者如同园丁培育植物一般，为儿童提供自然发展的空间，支持其内在自然倾向，而非强加预定形式。自然在此既是教育的标准也是教育的理想，教育的目标与自然的目标同一。这一构形体现了启蒙时代对自然的积极理解，但教育关系仍高度个体化，集中于儿童与自然的个体关系。
**2. 鲍曼：固态现代性中的园丁国家**
鲍曼将园丁形象发展为现代国家权力的理论：现代国家如同园丁，通过区分“培植植物”与“杂草”，以理性计划塑造社会秩序。杂草代表一切违背花园设计秩序的自发生长物——包括被社会界定为越轨的个体与群体。园丁实践的核心是划界：将有益元素与有害元素分离，通过排斥、规训乃至灭绝杂草来维护花园的纯粹与秩序。鲍曼由此将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纳粹主义解读为园艺形式，并将园丁实践视为大屠杀的条件与焦点。在液态现代性中，园丁形象被猎人取代，后者只关注短期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问整体秩序。
**3. 哈耶克：市场的制度性培育**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等著作中援引园丁形象说明自由主义对社会的关系：自由主义者如同园丁，培育植物的生长需要尽可能了解其结构与运作方式。市场的自发力量需要制度框架的支撑，国家与非国家机构的功能在于塑造市场繁荣的条件，而非直接干预市场过程。园丁的实践被界定为“培育”而非“控制”——培育意味着提供适宜环境，让市场的自发秩序自行展开。然而，这种培育仍需持续的监督与有意识的组织，且市场之外的领域可能受到制度性权威治理。
**4. 青：采集与跟随**
青从人类世（Anthropocene）的生态 devastation 背景出发，以蘑菇采集为实践切入点，探索资本主义废墟中的多物种生命可能性。她描述的日本农民森林构成“反种植园”的空间，人类干预仅旨在促进森林的独立生长与健康自我调节。采集（foraging）被理解为一种精微的园艺实践：采集者通过感官与自然亲密接触，识别蘑菇可能生长的位置，但蘑菇拥有自身的行动能力，最终规避一切控制尝试。成功的采集依赖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相遇与会聚，这种多物种“协作”揭示了“不确定时代中的协作生存”。入侵物种威胁多物种协作的极限情况下，控制乃至根除的现代园丁逻辑会重新浮现。
**5. 哈拉维：多物种堆肥**
哈拉维以“堆肥”（compost）概念重构园丁形象：园丁如同“疯狂园丁”，将人类世的垃圾与资本世（Capitalocene）的灭绝主义切碎、分层，堆成更热的堆肥堆，为仍然可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养分。堆肥既是一种园丁实践，也是其自身的实体与关系：堆肥过程需要园丁的监测与引导，通过分层、调节湿度与光照等实践维持其运作。哈拉维以“共同体”（communities of compost）取代个体园丁，强调多物种网络构成后人类中心的园丁形象，其核心任务是“为地球的多物种疗愈与复兴”而工作，创造资本主义废墟中新的生存可能性。与此同时，哈拉维的“Make Kin Not Babies”口号及其生命政治意涵，与鲍曼式现代控制逻辑形成张力。
**五、讨论与结论**
**讨论：后人类中心园丁形象的张力**
研究人员指出，后人类中心的园丁形象内部存在三重张力：其一，现代控制逻辑的存留程度——哈耶克通过制度治理保留控制，青在入侵物种威胁时重提选择与根除，哈拉维则为人类行动者与生命政治规制保留核心角色，说明现代逻辑并未被简单超越，而是以不同方式被再生产与改造；其二，积极但非理想化的自然关系如何组织花园——哈耶克将花园关怀的责任向上委托给国家与制度，而青与哈拉维则强调自下而上的地方共同体实践；其三，园艺实践的总体目标——哈耶克旨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与个体竞争，青与哈拉维则追求资本主义废墟中所有生命体的多物种福祉，其间的“猎人”与“采集者/堆肥者”构成鲜明对照。
**结论翻译：**
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将园丁引入社会形象 discourse，并将其具体概念化为生态形象。园丁作为启发式工具，追踪了社会科学中人类—自然关系从现代性到晚期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历史重构。然而，这种重构不应被误认为清晰的断裂；相反，它揭示了多重——有时相互冲突——逻辑的持续存在与共存，这些逻辑构成了人类—自然关系的想象、组织与施行方式。园丁并不代表从支配到关怀的转变，而是一个不同逻辑——控制与关怀、选择与相互依赖、个体竞争与集体生命——持续协商的场域。借鉴奥尔巴赫的 figura 概念，社会形象的理解可扩展至非人类存在者，从而打开后人类中心视角。园丁形象表明：园艺实践通过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网络施行；关怀与控制实践同时涉及培育花园中的理想元素，并在必要时遏制或消除有害元素；更可持续的人类—自然关系必须在小尺度上集体实验、自下而上地培育。园艺持续摇摆于现代与晚期/后现代逻辑之间：秩序与失序、开放与封闭、培植与野生、受控与失控、有益与有害、生产与破坏、关怀与控制、关怀与杀戮——园丁形象不是消解这些张力，而是揭示生态关系始终由竞争性逻辑所结构化，其共存持续塑造着社会科学与环境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