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出院后电话随访服务中药师、医生与护士临床干预措施的评估：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Evaluation of clinical interventions made by pharmacists, doctors and nurses in a hospital post-discharge telephone service: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摘要 临床主导的出院后电话随访项目可有效解决老年人群的用药相关问题(MRP)。研究人员所在医院面向普通内科患者提供名为“Talk-To-You-Tomorrow”(TTYT)的出院后电话服务，以支持出院后的用药管理。然而，关于出院后电话服务中不同临床人员用以处理MRP的干预措施类型，目前知之甚少。 目的：比较在通过出院后电话随访(TFU)服务识别出的普通内科患者MRP处理中，药师与非药师临床人员所采用干预措施的类型差异。 方法：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调查了2022年6月至2023年5月期间某大型都市医疗服务机构中接受TTYT服务的普通内科患者所受干预。利用同期记录识别存在MRP的患者及其对应干预。MRP采用药物评估工具(NESA：必要性necessity、有效性effectiveness、安全性safety与依从性adherence)分类。干预措施采用瑞士公共卫生管理与医院药师协会工具（患者层面、处方者层面、药物层面及其他干预）分类。主要结局为干预措施差异（药师vs非药师临床人员），次要结局为不同临床人员识别的MRP类型。采用Pearson χ2检验评价结局，以校正优势比(OR)及95%置信区间(CI)估计各组MRP识别优势。 结果：在3815份TTYT咨询记录中，526例患者存在MRP。所有MRP至少有1项干预（药师227项，非药师临床人员299项）。药师与其他临床人员联络比例最高（7.9%(18/227) vs 4.7%(14/299)），非药师临床人员更多使用药物层面干预（18%(53/299) vs 13.2%(30/227)）。药师与非药师在干预类型分布上无统计学显著差异（χ2(3, N=526)=4.271, p=0.234），不同临床人员识别的MRP类型亦无显著差异（χ2(6, N=526)=11.777, p=0.067）。药师识别MRP的优势为非药师人员的2.27倍（p<0.001, CI：1.82–2.82）。 结论：临床人员多提供患者层面干预，但各临床人员在出院后TTYT咨询中识别的MRP类型无差异。重要的是，药师较其他临床人员更易识别MRP，凸显药师在用药管理及用药安全中的有益作用。

研究背景与动机

老年患者及复杂用药人群在照护转换期面临较高的用药相关问题（Medication-Related Problems, MRP）风险，包括非故意的用药差异、未重启药物及急性药物的不当延续，而出院沟通不足进一步放大再入院风险。临床主导的出院后电话随访（Telephone Follow-Up, TFU）已被证实能改善理解、降低再入院，但既往文献多聚焦单一职业（药师或医生或护士）效果，少有研究系统比较多学科人员在TFU中处理MRP的干预类型差异。为此，研究人员依托澳大利亚墨尔本Eastern Health普通内科单元开展的“Talk-To-You-Tomorrow”（TTYT）多学科电话随访服务，开展回顾性队列研究，以明确药师与非药师临床人员在MRP识别与干预上的异同，该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Pharmacy》。

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提取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自Eastern Health普通内科出院并完成TTYT首次电话随访（出院后24–48小时）的成人记录，从3815份咨询中依据REDCap与电子病历（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EMR）筛选出526例存在MRP且符合纳入标准者。MRP采用莫纳什大学Drug Evaluation Tools之NESA框架（必要性Necessity、有效性Effectiveness、安全性Safety、依从性Adherence）分类；干预措施采用瑞士GSASA/PCNE四域框架（患者层面、处方者层面、药物层面、其他干预）分类；药物按ATC编码及HAMST-R高警示分级，合并症用年龄校正Charlson指数（a-CCI）。统计用SPSS 19.0与Excel，主要用Pearson χ²检验比较分类分布，二元logistic回归估算药师识别MRP的校正OR与95%CI。

研究结果

主要结局（干预类型比较）

在526例MRP对应干预中，药师227项、非药师299项。两组干预类型分布无显著差异（χ²(3, N=526)=4.271, p=0.234）。患者层面干预均最常见；非药师较多用药物层面（18% vs 13.2%），药师较多联络其他临床人员（7.9% vs 4.7%）。若单独将药师或护士与医生比较则有差异，但药师与护士直接比较无差异。

次要结局（MRP类型与识别率）

不同人员识别的MRP类型分布无显著差异（χ²(6, N=526)=11.777, p=0.067），依从性相关MRP最常见。药师MRP识别率22.7%，高于医生10.9%与护士10.1%；校正后药师识别MRP优势为2.27倍（OR 2.267, p<0.001, 95%CI 1.82–2.82）。涉及药物805种，心血管类占31.6%，13.8%属高警示（HAMST-R 4–<7）。人口学及住院变量对MRP存在无显著预测力（Nagelkerke R²=0.034）。

讨论浓缩

研究人员指出，TTYT中医护药均以患者层面干预为主，与既往面访及部分电话研究一致；医生因唯一处方权而在药物层面操作更多，药师则更体现多学科联络特征。药师MRP识别率更高与其专业训练相符，但总体干预方式与其他人员相当，说明在多学科TFU中医药师可等价嵌入。局限性包括排班异质性、无标准MRP诊断工具、单次电话无交叉随访、分诊可能将复杂用药者优先分给药师致选择偏倚，以及回顾性数据录入差异。研究触发了本地出院流程与周末临床药学服务规格复审。

结论翻译

本研究显示，在普通内科患者即时出院后TFU服务中，药师与非药师临床人员在解决MRP的干预类型上无差异，所识别MRP类型亦相似；尽管如此，药师识别MRP的优势超过非药师人员两倍。这些发现佐证药师在识别与解决MRP方面具有同等胜任力，凸显其在过渡期照护服务中对提升患者安全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