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Gambling Channel Engagement Across Italy and the UK: The Role of Financial Literacy and Behavioural Diver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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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日益在多种接入环境中发生，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将线上与线下赌博视为可互换的接入方式，而非截然不同的行为参与模式。本研究考察了赌博渠道参与是否与游戏类型、金融素养各维度、金融焦虑及国家背景相关。研究纳入在意大利（n = 1,000）和英国（n = 1,000）招
赌博日益在多种接入环境中发生，然而已有研究往往将线上与线下赌博视为可互换的接入方式，而非截然不同的行为参与模式。本研究考察了赌博渠道参与是否与游戏类型、金融素养各维度、金融焦虑及国家背景相关。研究纳入在意大利（n = 1,000）和英国（n = 1,000）招募的2,000名成年赌博者。赌博渠道被分为仅线下、仅线上或混合渠道参与。研究采用序贯多项逻辑回归建模策略，首先考察赌博类型与国家的作用，随后纳入金融知识（Financial Knowledge）、金融行为（Financial Behaviour）、金融态度（Financial Attitudes）及金融焦虑（Financial Anxiety）。此外还进行了国家特定模型、正式交互效应检验、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变量校正以及非参数自举分析。赌博类型是渠道参与的最强预测因素。相对于线下赌博，策略性赌博及参与多种赌博类型类别始终与线上及混合渠道赌博相关。金融知识独立预测线上与混合渠道参与，而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焦虑在校正赌博类型与国家后不再显著。英国参与者的线上与混合渠道赌博几率高于意大利参与者。国家特定分析显示，金融知识在两国均预测线上赌博，并在英国预测混合渠道赌博。正式交互效应检验表明，金融知识与混合渠道赌博之间的关联在英国显著强于意大利。研究结果表明，赌博渠道参与反映的是更广泛的行为多样化模式，而非对特定接入方式的简单偏好。金融知识可能与参与更复杂、更灵活的赌博环境相关，但其作用似乎因国家背景而异。
**赌博渠道参与的组织维度：金融素养与行为多样化的跨国比较**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赌博作为一种广泛存在的娱乐形式，虽以休闲属性为主，却仍可能对少数个体造成显著危害，包括财务困难、心理困扰、社会功能受损以及抑郁和物质使用障碍等共病情况。流行病学证据显示，全球约2.3%的人口可能经历问题性或病理性赌博，亚临床形式的危害更延伸至诊断阈值之外。在英国，患病率估计约为0.4%至0.9%。赌博相关危害沿严重程度连续谱分布，而非局限于临床定义的病理性赌博，这支持了对赌博行为的维度化概念理解。
赌博行为本质上是复杂的，受心理、行为、结构和环境过程的交互作用塑造。行为强化机制、联想学习过程、赌博动机和认知偏差均参与了赌博行为的获得、维持和升级。赌博活动的结构特征——包括事件频率、派彩间隔、投注选项和奖励结构——也能影响赌博参与及其强度。赌博的快速数字化扩展了赌博得以发生的环境，促使参与模式从单一接入环境向日益整合的"全渠道"模式转变。赌博者现在可能仅通过实体场所参与、仅通过数字平台参与，或通过线上与线下环境的组合参与。
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单个赌博活动、产品类别或赌博严重程度，而较少考察参与如何跨接入环境进行组织。赌博渠道参与代表了赌博卷入的一个理论上独特的维度：赌博活动或游戏类型捕捉的是个体参与的对象；问题赌博严重程度捕捉的是赌博相关症状或危害的程度；而赌博渠道参与捕捉的则是参与如何在线上和实体环境中进行组织。这一区分提供了仅凭赌博类型或PGSI分数无法获得的信息——两个个体可能参与相同的赌博活动并报告相似水平的赌博严重程度，但在是否仅线下赌博、仅线上赌博或跨两种环境赌博方面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研究目的与预期**
本研究采取整合的行为-金融视角：行为层面指赌博参与在活动与接入环境间的组织和多样化；金融层面涉及与金融决策相关的知识、行为、态度和焦虑。研究不预设这些因素导致渠道参与，而考察它们是否与线下、线上和混合渠道配置独立相关。研究问题包括：（1）游戏类型在多大程度上与赌博渠道参与的差异相关；（2）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焦虑能否区分线上和混合渠道赌博与线下赌博；（3）这些关联在意大利与英国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基于此，研究人员预期：游戏类型将成为赌博渠道参与的关键预测因素；更高的金融知识与线上和混合渠道参与相关；不适应金融行为与混合渠道参与尤其相关；金融焦虑可能与更易获取或连续性的渠道参与相关，但该预期属于探索性质；意大利与英国之间将出现金融因素与渠道参与关系的跨国差异。
**三、研究方法与样本**
研究通过Toluna专业在线研究面板在意大利和英国招募2,000名成年参与者，两国各1,000名。纳入标准为年满18周岁且在过去12个月内至少参与过一种赌博活动。数据于2025年通过计算机辅助网络访谈程序以横断面在线调查方式收集。参与自愿且匿名，电子知情同意在问卷完成前获得，伦理批准由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主管伦理委员会授予（68/25）。
研究的主要测度工具包括：赌博渠道采用自报项目，将参与分为仅线上、仅线下和混合渠道三类；游戏类型涵盖11种预定义赌博活动，按结构与行为特征分为彩票/宾果类、策略游戏类、机会/赌场类和传统纸牌类；金融素养采用OECD/INFE金融素养与金融包容性测量工具包项目，包含金融知识（7个客观多选题，计0-7分）、金融行为（8个行为指标，计0-9分，分数越高代表参与越多财务风险或潜在不适应行为）和金融态度（3个项目，1-5分）三个维度；金融焦虑采用Shapiro和Burchell开发的七项金融焦虑量表（7-49分）；问题赌博严重程度采用九项问题赌博严重指数（PGSI，0-27分）。
分析策略为序贯多项逻辑回归：模型1为包含赌博类型和国家的基础模型；模型2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金融知识、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焦虑，作为主要推断模型；模型3为分别针对意大利和英国估计的国家特定完整模型；模型4通过纳入国家与各金融预测因子的交互项正式检验跨国差异。研究还进行了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变量校正分析和1,000次重抽样的非参数自举分析。最终分析样本为：不含赌博类型的描述性和双变量分析N = 2,000；含赌博类型的分析n = 1,997；主要多项回归模型n = 1,995；人口学与社会经济稳健性模型n = 1,993。
**四、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全样本中混合渠道赌博最为普遍（61.6%），仅线下（14.9%）和仅线上（23.6%）次之。意大利以线下赌博占比更高（23.0%），英国以混合渠道占比更高（68.0%）。混合类型赌博是占主导的赌博类型类别（81.4%）。金融知识均值为5.14（SD = 1.46），金融行为均值为3.12（SD = 1.66），金融态度均值为2.73（SD = 0.98），金融焦虑均值为23.24（SD = 12.05），PGSI均值为5.47（SD = 6.83）。
**初步关联分析揭示**：赌博渠道与国家显著相关，χ2(2, N = 2,000) = 105.43, p < .001, Cramér's V = 0.23。赌博类型与赌博渠道显著相关，χ2(8, n = 1,997) = 401.99, p < .001, Cramér's V = 0.32。混合类型赌博占可分类混合渠道赌博者的91.5%，而仅占可分类线下赌博者的53.9%。赌博类型在国家间分布也存在显著差异。金融知识在渠道间差异显著，线上和混合渠道赌博者的金融知识分数高于线下赌博者。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焦虑在渠道间均无显著差异。PGSI在渠道间差异显著，混合渠道赌博者分数高于线下和线上赌博者。
**多项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在模型1中，相对于彩票/宾果赌博者，策略性赌博者线上赌博几率更高（OR = 10.26, 95% CI [5.16, 20.42]），混合类型赌博者线上（OR = 3.85）和混合渠道（OR = 9.91）几率均更高。英国参与者线上（OR = 3.09）和混合渠道（OR = 2.99）赌博几率高于意大利参与者。在模型2中，金融知识独立预测线上（OR = 1.22, 95% CI [1.09, 1.36]）和混合渠道（OR = 1.24, 95% CI [1.12, 1.37]）赌博，而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焦虑均不显著。策略赌博和混合类型赌博的关联仍然稳健。国家差异保持显著。
**国家特定模型与交互检验显示**：在意大利，金融知识预测线上赌博（OR = 1.16, p = .048），但与混合渠道的关联未达显著性阈值（OR = 1.13, p = .057）。在英国，金融知识显著预测线上（OR = 1.47, p < .001）和混合渠道（OR = 1.54, p < .001）赌博。正式交互检验表明，金融知识与混合渠道赌博的关联在英国显著强于意大利（OR = 1.33, 95% CI [1.06, 1.66], p = .013），而线上赌博的交互项不显著。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焦虑均无显著跨国交互。
**稳健性分析证实**：在加入性别、年龄组、教育水平和感知收入水平后，主要关联的方向和显著性未发生实质性改变。金融知识仍然独立预测线上和混合渠道赌博。自举分析支持主要结论，但机会/赌场类别因样本量过小导致估计极不稳定，不应进行实质性解读。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将渠道参与视为不同于赌博活动和赌博严重程度的独立结果变量，揭示了赌博参与如何跨接入环境进行组织。研究发现赌博类型与渠道参与的关联最大且最一致：策略性赌博与线上和混合渠道参与高度相关，跨多种赌博类型类别的参与与混合渠道参与尤其密切相关。这表明跨产品行为多样化与跨接入环境多样化经常共存。金融知识独立预测线上和混合渠道参与，且在校正人口学与社会经济变量及自举重抽样后仍然稳定。然而，该结果不应被自动解读为金融知识具有保护性或危害性，其具体机制——如数字交易熟悉度、支付实践或对赌博支出的感知控制——未被直接测量。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焦虑均未发现与渠道参与的独立关联。国家背景方面，英国参与者线上和混合渠道赌博几率高于意大利参与者，且金融知识与混合渠道赌博的关联在英国更强。
研究结论如下：赌博渠道参与是赌博参与的一个独特维度，反映个体如何在离线、在线和组合环境中组织其接入方式。赌博类型与渠道参与关联最大，策略性赌博和跨多种类型赌博与线上和混合渠道参与相关。金融知识在调整赌博类型和国家后独立预测线上与混合渠道参与，但因果关系无法推断。金融行为、金融态度和金融焦虑未显示独立关联。国家背景在渠道参与中发挥作用，英国参与者线上和混合渠道赌博几率更高，且金融知识与混合渠道赌博的关联在英国更强。研究将赌博类型、金融维度和国家背景整合在同一分析框架内，表明渠道参与主要与赌博多样化、金融知识和国家背景相关。研究不支持混合渠道参与由不适应金融行为、金融态度或金融焦虑驱动的解释。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依赖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受回忆偏差和社会期望影响；在线研究面板招募可能高估数字技术熟悉个体；仅比较意大利和英国两国的可推广性受限；赌博环境的具体机制（如监管、平台设计、支付方式等）未被直接测量；赌博类型分类为研究自行开发，部分类别样本量极小；金融测度为复合指标，可能掩盖具体项目差异；PGSI仅作为描述性背景变量，未作为主要模型中的预测因子或结果。未来研究应使用行为追踪、精细支出测量和代表性概率样本，考察渠道配置与赌博频率、支出、支付实践、产品间流动及赌博相关危害的前瞻性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