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Climate》：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Chinese outward FDI, tourism growth,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n BRI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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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BRI)经济体正在迅速扩展基础设施、旅游和投资互联互通，然而这些发展也可能增加能源需求和碳排放。本研究评估了2000–2024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旅游增长和技术进步对60个BRI国家碳排放的环境影响。本研究的贡献在于考察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BRI)经济体正在迅速扩展基础设施、旅游和投资互联互通，然而这些发展也可能增加能源需求和碳排放。本研究评估了2000–2024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旅游增长和技术进步对60个BRI国家碳排放的环境影响。本研究的贡献在于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非总体FDI，纳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旅游发展之间的交互作用，并比较BRI主要区域之间的环境影响差异。采用横截面增强自回归分布滞后(CS-ARDL)方法，辅以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稳健性估计和Dumitrescu–Hurlin因果关系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长期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创新降低了全样本BRI国家的碳排放。相比之下，旅游发展、工业增加值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旅游发展的交互作用增加了碳排放，表明旅游密集型和基础设施主导型发展可能加剧环境压力。区域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南亚和中东北非地区的碳排放，而降低了东南亚、中亚、中东欧、西欧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的碳排放。研究结果还支持了全样本和区域子样本中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究结果强调，需要将中国投资导向可再生能源、清洁交通和节能基础设施；在旅游流动和住宿中嵌入低碳标准；加速技术升级；并采取针对特定区域的工业和环境政策。本研究增进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旅游增长和技术进步如何共同塑造BRI经济体环境可持续性的理解。
**论文解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旅游增长与技术进步对“一带一路”国家碳排放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各国在扩大投资、基础设施、人员流动、旅游和技术能力的同时，避免环境退化加剧。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倡议(BRI)的经济体而言，这一挑战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国家正同时经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旅游扩张、产业转型和技术进步等多重发展进程。旅游虽能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推动经济多元化和区域发展，但其对交通、住宿、娱乐设施及配套基础设施的依赖会增加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虽能改善互联互通、提升生产能力、促进技术转移和改善基础设施质量，但对化石燃料能源、交通走廊、建筑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也可能增加碳排放。
现有文献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第一，许多研究使用总体FDI指标，未区分来自中国的投资，尽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BRI相关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互联项目密切相关。第二，旅游通常被视为碳排放的独立决定因素，而较少关注旅游是否强化或削弱中国投资的环境效应。第三，宽泛的面板研究经常报告平均效应，而未充分考察BRI不同区域间的差异。因此，现有证据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旅游发展和技术创新如何在多样化的区域环境中共同塑造碳排放的理解十分有限。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问题**
本研究考察了2000–2024年间60个BRI国家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旅游发展、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工业增加值对碳排放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研究同时纳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旅游发展的交互项，并分别估计了南亚、东南亚、中亚、中东和北非、中东欧、西欧以及独立国家联合体等七个区域的模型。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环境效应是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还是“污染光环”假说；旅游发展是作为独立决定因素还是条件机制影响碳排放；BRI各区域之间的估计关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在考虑中国投资、旅游强度、技术创新和工业化的情况下是否成立。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使用涵盖2000–2024年60个BRI国家的不平衡面板数据集。样本涵盖南亚、东南亚、中亚、中东和北非、中东欧、西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等区域的经济体。数据来源方面，碳排放、旅游指标、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和工业增加值数据取自世界发展指标(WDI)，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研究者采用横截面增强自回归分布滞后(CS-ARDL)方法作为主要估计技术，该方法能够同时估计异质面板数据中的短期动态和长期关系，并通过横截面平均值控制未观测到的共同因素。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CCEMG)估计用于稳健性检验，Dumitrescu–Hurlin面板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用于补充预测方向证据。旅游发展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构建，综合了国际游客到达人数、国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支出三个指标。
**四、主要研究发现**
**4.1 横截面依赖与斜率异质性检验结果**
Pesaran和Yamagata (2008)斜率异质性检验的Delta统计量(14.229)和调整后Delta统计量(17.691)均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了斜率系数同质的原假设。Pesaran横截面依赖(CSD)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原假设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被拒绝，证实BRI国家间存在共同冲击和相互依赖。
**4.2 单位根与协整检验结果**
第二代CADF和CIPS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LFDI和LTI为I(0)变量，而LCO2、LTD、LGDP和IVA为I(1)变量，不存在二阶单整变量。Pedroni面板协整检验的大部分统计量以及Westerlund和Edgerton (2008)协整检验在无位移、水平位移和机制位移三种设定下均拒绝了无协整的原假设，证实了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
**4.3 短期CS-ARDL估计结果**
误差修正项ECM(-1)在所有设定中均为负且统计显著，范围从东南亚的?0.321到MENA国家的?0.543，确认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是暂时的并会随时间收敛。全样本的系数?0.427表明约42.7%的失衡在一年内得到修正。
**4.4 长期CS-ARDL估计结果**
对于全BRI样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期系数为?0.245，表明在旅游指数的平均水平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1%与碳排放减少约0.245%相关。正的交互项系数0.089表明旅游发展逐步削弱这一减排效应。技术创新的长期系数为?0.237，证实了创新在降低碳排放方面的长期作用。旅游发展的长期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持续的旅游扩张通过交通、住宿、餐饮服务和旅游配套基础设施的更高需求增加环境压力。工业增加值的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证实了工业扩张仍是BRI经济体长期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
**4.5 区域异质性发现**
区域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并非统一。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南亚(0.268)和中东北非(0.273)地区的碳排放，而降低了东南亚(?0.238)、中亚(?0.183)、中东欧(?0.239)、西欧(?0.226)和独立国家联合体(?0.136)国家的碳排放。FDI与旅游发展的交互项在所有区域均为正，表明旅游增长削弱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排效应或强化了增排效应。
**4.6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12报告了对数转折点。全BRI样本的转折点为1.878，西欧最低为0.861，中东北非和全样本的较高转折点表明这些组别的经济增长环境效益出现较晚。CCEMG稳健性估计结果与CS-ARDL长期结果在符号和显著性上基本一致，支持了主要发现的可靠性。Dumitrescu–Hurlin因果检验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旅游发展、技术创新、GDP人均和工业增加值均对碳排放存在Granger因果预测关系。
**五、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能被统一归类为清洁或污染的资本来源，其环境效应取决于投资形式、旅游强度、技术能力、产业结构、能源系统和东道国条件。旅游扩张本质上并非可持续，除非有低碳交通、节能住宿和有效的环境治理作为支撑。研究结果支持了有条件的“污染光环”解释而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具有减排效应的结论。各区域的差异化结果强调了针对特定区域制定工业和环境政策的必要性。政策含义方面，政府不应假定基础设施导向的FDI在旅游强度扩大时仍保持环境有益，投资审批应附带可量化的低碳要求，区域层面应对化石燃料发电、碳密集型建筑、公路主导型交通和重工业项目加强审查和减缓要求，同时应促进专利创造与清洁技术商业采用和扩散的协同，工业政策应注重排放强度和能源效率而非仅关注GDP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