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童年经历、心理困扰与心理控制源的作用

《Frontiers in Epidemiology》：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the role of locus of control

　　

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包括虐待、忽视和家庭功能障碍，普遍存在，并且是成年期心理困扰的主要风险因素。尽管控制相关构念如自我效能感、掌控感和感知控制在这一背景下已被广泛研究，但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 LoC）的作用仍了解较少。本研究考察了ACEs、LoC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联，并检验LoC是否在ACE暴露与心理困扰之间起中介或调节作用。数据来自德国普通人群的代表性调查（N = 2,463；年龄范围16–96岁；女性1,237人，占50.2%）。ACEs采用不良童年经历问卷（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进行评估，心理困扰采用患者健康问卷-4（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4）测量，LoC采用内-外心理控制源短量表-4（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hort Scale–4）评估。应用了基于稳健对角线加权最小二乘估计的结构方程模型。较高的ACE暴露显著预测了更高的心理困扰和更外控的LoC取向。中介分析表明，LoC在ACE暴露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联中约占一半。相比之下，调节分析未显示ACE暴露与LoC在预测心理困扰时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这些发现凸显了控制信念作为将早期逆境与成年心理困扰联系起来的重要心理因素，并提示针对感知控制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减轻童年逆境对心理健康的长期后果。

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包括虐待、忽视和家庭功能障碍，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在德国，43.7%的成年人报告至少一种ACE，且ACE暴露与抑郁和焦虑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受影响个体患这些障碍的风险可高出七至八倍。心理困扰通常表现为抑郁和焦虑症状，如无望感、担忧和睡眠问题，其产生可能与感知控制缺乏有关。虽然自我效能感、掌控感等控制相关构念已被广泛研究，但心理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 LoC）在ACE研究中的作用仍了解不足。已有研究发现ACE或消极生活事件与更外控的LoC相关，但以往研究多采用非代表性样本且未使用LoC特异性测量。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利用德国普通人群代表性样本，探讨ACEs、LoC与心理困扰之间的关联，并重点检验LoC是否中介或调节ACE暴露与心理困扰的关系。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Epidemiology》。

研究人员采用2022年由德国人口研究机构USUMA（柏林）招募的普通人群代表性调查数据，通过多阶段随机路线程序和Kish选择网格抽取样本，最终纳入N=2,463名参与者（年龄16–96岁，女性占50.2%）。ACEs采用不良童年经历问卷（ACE-Q）评估，心理困扰采用患者健康问卷-4（PHQ-4）测量，LoC采用内-外心理控制源短量表-4（IE-4）评估。所有构念均作为潜变量，中介模型使用稳健对角线加权最小二乘（WLSMV）估计的结构方程模型（SEM），调节模型使用modsem包的乘积指标法（dblcent）处理潜变量交互，因收敛问题改用稳健最大似然（MLR）估计。研究还进行了测量不变性检验、敏感性分析以及控制协变量的附加分析。

3.1 描述性分析
样本中心理困扰总分均值为1.41（标准差SD=2.12），LoC均值为12.90（SD=1.84），ACEs平均数为0.87（SD=1.60）。报告零ACE的参与者占66.71%，至少一个ACE的占33.29%。

3.2 ACE的预测价值
通过SEM检验假设H1，ACE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困扰（β=.514，95% CI [.461,.567]，p<.001），表明ACE暴露水平越高，心理困扰程度越高。进一步组间比较显示，零ACE组与至少一个ACE组的潜在心理困扰均值差异显著（d=0.968，p<.001）。针对假设H2a，ACE显著负向预测LoC（β=-.457，p<.001），即高ACE暴露与更外控的LoC取向相关；两组潜在LoC均值差异亦显著（d=0.548，p<.001）。针对假设H2b，LoC显著负向预测心理困扰（β=-.669，p<.001），即更外控者心理困扰更高。

3.3 中介分析
潜变量中介模型拟合良好（χ²(130)=521.61，CFI=.986，TLI=.984，RMSEA=.035，SRMR=.063）。路径分析显示，ACE→LoC（a路径）β=-.459，LoC→PHQ（b路径）β=-.549，ACE→PHQ直接效应β=.261，间接效应β=.252，总效应β=.513。间接效应约占总效应的49%，即LoC解释了ACE与心理困扰关联的大约一半。将ACE操作为二分变量（0 vs. ≥1）时，结果类似，间接效应β=.161，总效应β=.331，中介比例仍约为一半。控制年龄、性别和收入组后，间接效应仍显著（β=.230，p<.001），说明结果稳健。

3.4 调节分析
潜变量调节模型拟合不可接受（χ²(1,573)=12,782.97，CFI=.468，TLI=.441，RMSEA=.054，SRMR=.160）。ACE与LoC的交互项虽然显著（β=.036，p=.032），但效应量极小，R²变化仅为.001。使用ACE分组时，模型拟合仍不佳（χ²(57)=2,682.48，CFI=.656，SRMR=.547），交互项显著（β=.061，p<.001）但很小，R²变化为.003。由于模型拟合不佳，参数估计的解释值得怀疑，因此调节作用未获可靠支持，假设H4不成立。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总结，ACEs与心理困扰的关联与以往证据一致，并扩展了对LoC在童年逆境与成年心理困扰之间作用的认识。LoC显著中介约一半效应，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