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与陷阱：屏障网在迁地保护区中重组鱼类群落并在禁渔后损害长江江豚的猎物

《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Protection and pitfall: barrier nets reorganize fish communities in an ex situ reserve and compromise Yangtze finless porpoise prey after the fishing ban

　　

摘要
引言：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是一项里程碑式的保护干预措施，但其对迁地保护区(ex situ reserve)内极度濒危水生巨兽的生态系统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揭示。方法：研究人员比较了禁渔前(2016年)和禁渔后(2024–2025年)在何王庙故道(He-wang-miao Oxbow)的鱼类调查数据；该故道是极度濒危长江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的指定迁地保护区，同时也是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的种质资源库。结果：研究人员记录了鱼类群落的快速重组。调查显示，禁渔后净损失4个物种，其中15个历史记录分类单元未被检测到，另有11个新记录分类单元出现。总鱼类生物量增加了5.5倍，同时物种多样性数值上升，群落趋于稳定。然而，这些总体增益与小型鱼类生物量的灾难性崩溃相伴发生——其占总渔获量的比例从超过76.6%降至1.4%，而小型鱼类正是长江江豚的主要猎物基础；同时，中华鲟偏好的底层和底中上层鱼类组合保持稳定。群落优势度从小型鱼类转向大型江河洄游鱼类，这一转变由屏障网滞留、加剧的顶级捕食和种间资源竞争共同驱动。讨论：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物理屏障网而非单纯的禁渔措施重组了水生营养网络，并损害了江豚的猎物基础，因此需要针对性的适应性管理，以协调生态系统恢复与濒危物种保护目标。

何王庙故道(He-wang-miao Oxbow)位于长江中游，历史上为长江干流的一部分，曾是白鱀豚(Lipotes vexillifer)、长江江豚和中华鲟等濒危水生巨兽的重要栖息地。该故道在2015年被指定为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同时兼作中华鲟种质资源库。2020年长江十年禁渔的实施为淡水生物多样性恢复带来希望，但半封闭迁地保护区内的生态效应尚不明确。保护区上下游安装了尼龙屏障网以防江豚外逃，却也阻碍了江河洄游鱼类的自然洄游。2016年的调查记录到42种鱼类，而禁渔后鱼类群落结构已显著改变，尤其是江豚和中华鲟的适宜猎物组成未知。为此，研究人员于2024–2025年开展全保护区调查，比较禁渔前后鱼类群落结构，检验三个假设：禁渔提高鱼类总生物量和多样性；屏障网选择性滞留大型鱼类，通过营养级联抑制小型鱼类；该重组对江豚和中华鲟的猎物可用性产生不同影响。研究旨在为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濒危物种存续提供科学依据。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人员在禁渔后(2024年4月、10月、12月及2025年7月)使用刺网(网目3.0 cm和5.0 cm)和陷阱网(网目1.0 cm)进行调查，禁渔前数据来自2016年使用刺网和定置网的季节性调查。由于禁渔禁止使用定置网，故以陷阱网替代。采用Pinkas相对重要性指数(Inde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IRI)确定优势种；单位捕捞努力量(Catch Per Unit Effort, CPUE)以kg·boat^-1·h^-1表示；计算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Simpson优势度指数(D)、Margalef丰富度指数(R)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使用丰度-生物量比较(Abundance-Biomass Comparison, ABC)曲线评估群落稳定性；采用Jaccard相似性指数比较群落相似性；通过交叉参考历史食性记录识别江豚和中华鲟的潜在猎物资源。

研究结果如下。鱼类物种组成与优势种：禁渔后调查记录38种鱼类，隶属28属9科7目，鲤形目26种(68.42%)。与2016年相比净减少4种，15种历史物种未检出，包括中华鲟幼鱼偏好的底栖鱼类如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新增11种，包括外来种麦瑞加拉鲮(Cirrhinus mrigala)。小型鱼类物种比例基本不变(52.63% vs 52.38%)，但其生物量占比从76.62%骤降至1.43%。优势种由鲫(Carassius auratus)、贝氏?(Hemiculter bleekeri)、似鳊(Pseudobrama simoni)等小型鱼类转变为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和鳙(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单位捕捞努力量：禁渔后CPUE年均值从0.65 kg·boat^-1·h^-1升至3.53 kg·boat^-1·h^-1，季节均值范围2.56–5.48，表明总生物量显著上升。鱼类多样性：四种α多样性指数均高于禁渔前(H′从1.98升至2.53，D从0.78升至0.82，R从4.71升至5.28，J′从0.52升至0.69)，但季节t检验均不显著，因每个时期仅四个季节重复，统计效能有限。群落稳定性：ABC曲线显示禁渔前W=-0.15，群落呈严重干扰态；禁渔后W=0.212，生物量曲线始终位于丰度曲线上方，表明群落趋于稳定。群落相似性指数：禁渔前后Jaccard指数为0.509，呈中等相似；与天鹅洲故道(Tian-e-zhou Oxbow)的相似性为0.532，处于中等相似；与洞庭湖(0.409)、鄱阳湖(0.484)和洪湖(0.404)呈中等不相似。濒危物种营养资源：历史记录长江江豚有31种猎物，禁渔前在保护区检出23种，禁渔后检出19种；中华鲟偏好底层和底中上层鱼类，其潜在猎物在禁渔前后均为28种，数量保持稳定。

讨论与结论：本研究证实了“保护悖论”——禁渔后总生物量上升，但小型鱼类猎物崩溃。机制分析表明，屏障网导致的连通性碎片化是核心驱动因素：大型江河洄游鱼类进入故道后无法返回干流，大量积累并通过竞争浮游动物和加剧捕食压力，引发营养级联，抑制小型鱼类种群。这一现象与天鹅洲故道类似，但不同于长江干流的整体恢复趋势。由于小型鱼类是长江江豚的主要猎物，其崩溃直接损害了江豚的饵料基础。相比之下，中华鲟偏好的底层和底中上层鱼类组合稳定，饵料供给充足。研究人员提出适应性管理措施，包括靶向清除大型鱼类、优化屏障网网目、在人工鱼巢上移植水生植物、对关键小型鱼类实施人工增殖放流，并建议在未来两年内开展综合渔业调查，以小型鱼类生物量比例作为关键监测指标。结论强调，保护性基础设施可能无意中损害其旨在实现的恢复目标，迁地保护区管理需将生态系统恢复与濒危物种保护目标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