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ed Economic Perspectives and Policy》：Assess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Reducing Pesticide Use: A Meta-Analysis
编辑推荐：
摘要
在各国政府减少农药使用的努力中，补贴是鼓励农民采用更可持续做法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设计背景和情境的多样性，其有效性仍不确定。迄今为止，尚无研究对补贴对农药使用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提供系统性综合证据。本研究通过对来自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的39项实证研究（
摘要
在各国政府减少农药使用的努力中，补贴是鼓励农民采用更可持续做法的重要工具。然而，由于设计背景和情境的多样性，其有效性仍不确定。迄今为止，尚无研究对补贴对农药使用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提供系统性综合证据。本研究通过对来自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的39项实证研究（208个模型）进行元分析（Meta-Analysis），弥补了这一空白。这些研究考察了补贴对（i）农药使用的直接测量和（ii）基于采用减农药做法对农药使用的间接测量的影响。研究人员使用probit元回归（probit meta-regression）和定性评估，得出两个关键结果。第一，就欧盟研究而言，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 CAP）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补贴对农药使用具有相反作用：第二支柱补贴比第一支柱补贴更有可能减少农药使用。第二，若同时考虑欧盟和美国的研究，以整个农场系统或做法组合为目标的补贴在减少农药使用方面优于针对单一做法的补贴。研究人员为政策设计提供了若干政策建议，并强调了未来的研究重点。
**评估政府补贴减少农药使用的效果：一项元分析研究的系统解读**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药作为农业食品产业保障粮食生产的基石，其负面环境影响和对人类健康的危害使其日益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减少农药使用已成为联合国（UN）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直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中的良好健康与福祉（目标3）、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目标6）、水下生物（目标14）和陆地生物（目标15）。
农药使用的负外部性源于私人行为和市场失灵，这为公共干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以使相关成本内部化。公共干预手段包括法规、信息途径以及基于市场的工具，如庇古税（Pigouvian taxes）和补贴。这些方法均旨在改变农民行为，鼓励其采用减少农药依赖的可持续做法。实施亲环境的农业实践可能给农民带来成本和风险，而补贴能帮助农民克服实践变革相关的成本与风险，或提供行为改变的激励。然而，补贴的作用并非单一：一方面，农药可稳定农民生产和收入，财政支持可作为农药使用的替代品，有利于减少农药；另一方面，补贴有时可补充农民收入，使农民得以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使用更多农药，形成“不正当补贴”（perverse subsidies）。鉴于1990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实施的政府支付计划种类繁多，对其多样性和减少农药效果进行综合梳理，可为政策制定者识别最有效的补贴类型提供宝贵见解。然而，现有关于补贴-农药关系实证研究在情境、方法和数据上存在差异，亟需评估实证发现是否依赖于这些实证特征。
**2. 研究目的与核心问题**
本研究旨在综合实证文献中关于各类补贴对农民农药使用影响的发现。研究人员采用元分析方法，通过元回归（meta-regressions）检验现有实证研究的关键特征，对其发现和实证方法进行统计汇总，并对所评文献进行定性评估以识别良好实践和需进一步实证调查的领域。这是首个聚焦政府补贴与农民农药使用关系的元分析研究。该研究基于先前系统综述，但首次将定性评估纳入农业经济学元分析，参照Cochrane指南推导适用于经济学研究的质量评估项目，以评估偏倚风险（Risk of Bias, RoB）。
**3. 研究方法与数据**
研究人员构建了基于PICO（Population,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Outcome）框架的检索式，目标人群为欧洲及其他具有类似政策框架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民。干预定义为补贴或相关政府财政激励。结局指标分为两类：主要结局（直接观测）为农药使用的定量测量；次要结局（间接观测）为农民是否采用有助于减少农药使用的做法。检索于2024年1月在Web of Science、Scopus和EconLit数据库及灰色文献来源中进行，并于2026年3月更新。经筛选后最终纳入39项实证研究，其中38项发表于同行评审来源。
由于测量指标异质性大（即效应量非等价性问题），研究人员未计算汇总效应量，而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补贴影响的方向和显著性。以补贴对农药使用产生显著正影响或无效应对照显著负影响，对模型进行分类。最终纳入208个模型进行元回归（排除38个补贴分类过宽的模型）。通过效应量分析发现研究间及研究内部高度异质性（如联合I2=81.75%和I2=99.7%），限制了效应量的可解释性，故将其置于附录。此外，研究人员参照Cochrane RoB2和ROBINS-I工具，为经济学研究设计了11个观测性研究和若干干预性研究的信号问题，评估各研究的偏倚风险，采用“是（Y）/不清楚（U）/否（N）/不适用（NA）”三级关注度（高关注、不清楚、低关注）报告信息可得性。
**4. 研究结果**
**4.1 文献综述结果**
39项研究中70%处理次要结局（补贴对减农药做法采用的影响），30%检查主要结局（农药使用的直接测量）。15项研究考察单一做法（如作物多样性、覆盖作物），15项考察做法组合或有机农业。地理上，76%的研究聚焦欧盟，24%研究美国。84%为事后（ex-post）分析，主要使用二手数据（26/39项），以农场层面数据为主。补贴类型主要为环境补贴，尤其是农业环境支付。
**4.2 元回归结果**
**4.2.1 一般分类：生产补贴与环境或社会补贴**
对于汇总（主要和次要结局）观测值，环境或社会补贴对农药使用无统计显著影响。然而，当限制于次要结局时，环境或社会补贴的边际效应为负且显著，而交互项EnviroSocioSub*Single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和社会补贴可能对间接农药使用产生负向影响，但当间接农药使用以采用单一做法衡量时，该概率减小。换言之，环境和社会补贴对采用减农药做法组合的影响强于对单一做法的影响。
**4.2.2 详细补贴类别**
在汇总结果中，各环境补贴亚类的系数均不显著。环境合同支付、有机补贴、绿色支付、劣势地区（LFA）支付及第二支柱总补贴均未显示对农药使用的统计显著影响。在仅针对次要结局的模型中，环境合同支付与单一做法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环境合同支付减少间接农药使用的效果在针对单一做法时较弱。
**4.2.3 欧盟国家CAP第一支柱与第二支柱**
将样本限制于欧盟国家（N=165）后，第二支柱（Pillar2）的系数显著为负。与第一支柱相比，第二支柱补贴使补贴对农药使用产生正影响或无影响的概率降低28个百分点。研究发现第二支柱补贴对农药使用的负向影响模型数量（79个）多于第一支柱补贴（21个）。
**4.2.4 其他调节变量**
较近期研究更可能报告补贴对农药使用的显著正影响或无影响。事后研究比事前研究更可能报告正向或无影响。使用一手数据（模型7）和面板数据（模型2）的系数仅个别模型显著。聚焦作物的研究比聚焦畜牧和葡萄种植的研究更可能报告负向效应，但仅在两个模型中显著。
**4.3 定性评估结果**
所有研究在“研究功效不足”（underpowered study）信号问题上被评为高关注，即没有研究讨论统计功效。47%的观测性研究存在非随机抽样偏倚高关注，选择偏倚高关注比例为34%。样本代表性鲜有讨论（47%）。损耗偏倚在47%的研究中报告不足。干预方面，66%的研究未阐明对照组可能受干预污染的问题，69%控制了补贴在干预期间的持续性。97%的研究通过多个控制变量控制混杂因素。三分之二的样本在结局测量偏倚方面为低关注。七项干预性研究（6项离散选择实验DCE和1项联合分析）均存在非代表性样本、选择偏倚和研究功效不足的高关注，但多数在非随机抽样、实验设计差和属性定义不清方面为低关注。假设偏倚未被充分解决，三项研究通过廉价谈话脚本（cheap talk scripts）、约束性评估或重复选择卡片的一致性检验加以缓解。
**5.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
元分析的两个主要发现揭示了补贴效应的情境依赖性。第一，在欧盟CAP框架内，第二支柱补贴比第一支柱支付更有效地减少农药使用，反映出环境目标与农业生产之间的权衡。第二，在欧盟和美国，针对整体农业系统或做法组合的环境补贴比鼓励单一做法的补贴更有效，单一做法的财政激励对农民可能缺乏意义。研究人员发现，孤立做法未考虑农场系统相互作用可能会加剧害虫问题。由于70%的环境补贴为欧盟的环境合同支付，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欧盟农业环境计划（AES）环境影响有限的原因。此外，事前评估研究比事后研究更可能报告负向影响，可能因为事前研究聚焦于假设性合同或创新补贴。文献空白包括：有机农业是唯一被分析的农业系统，缺乏对其他农业系统（如农业生态学）的研究；大多数研究评估现有补贴，仅七项研究调查创新性减农药补贴；定性评估显示近半数观测性研究和七分之二的干预性研究依赖非随机样本，约三分之一的观测性研究和所有干预性研究存在潜在选择偏倚；功效分析未得到充分利用。
**研究结论翻译**
本文通过对1996年至2026年间发表的39项欧洲和美国研究进行元分析，综合了农业补贴对农药使用影响的实证证据。研究人员考察了两种结局：实际（直接）农药使用和减少农药使用做法的采用。通过元回归、probit模型和涵盖补贴类型及方法论特征的调节变量，统计检验了补贴影响的方向，并对39项研究进行定性评估以了解偏倚风险。结果表明，充分评估补贴对农药使用的影响需考虑目标行为：是支持单一做法的采用还是农业系统或做法组合。具体而言，环境或社会补贴通过采用减农药做法对农药使用产生的负向效应在单一做法情形下较弱。在欧盟和CAP补贴的具体案例中，第一支柱补贴较第二支柱补贴更不可能减少农药使用，且倾向于增加或对农药使用无影响，表明其可能促进更集约化的农业。
**政策建议与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人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第一，关于欧盟CAP，应维持第二支柱中奖励农民亲环境行为的补贴，以有效推动减少农药依赖。第二，欧盟和美国的减农药补贴政策设计若激励采用农业系统或连贯做法组合的整体性变革，而非单一做法，则更可能提高效率。目前欧盟委员会未将通过货币激励支持低投入农业系统（有机农业除外）作为优先事项，新CAP下的生态计划主要强调实践层面干预，应设计其他生态计划以支持综合病虫害管理（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作为整体性方法，或支持无农药农业系统。或在某些美国计划中，AES可采用灵活的菜单式方法奖励组合做法的额外性。未来研究应考察政策组合对农药使用的影响、补贴时间和持续时间的影响、以及集聚奖金或基于结果支付等创新补贴。研究人员鼓励更多使用准实验方法解决选择偏倚。研究视角应更宽泛（包括不同补贴类型的成本和效率）和更聚焦（使用单一明确界定的结局指标，如处理频率指数（Treatment Frequency Index）或农民减少农药使用的意愿接受（Willingness To Accept, WTA），以便估计可比效应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