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Beyond information seeking: a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of financial media repertoires and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among Chinese users
摘要
引言：在数字时代，财经信息获取是一种由个体心理需求与结构性约束共同驱动的复杂行为结果。本研究基于媒体二重性框架（Duality of Media framework）与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U&G），考察中国受众的跨平台财经媒体复配（financial media repertoires），并揭示驱动这些配置形态的心理与结构机制。
方法：基于1,002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不同的行为模式。通过多元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s）及子样本异质性分析，检验个人因素（包括财经知识与心理动机）和结构性因素对复配归属的预测作用。
结果：分析识别出五种不同的复配形态：综合低频复配（Comprehensive Low-Frequency Repertoire）、综合中频复配（Comprehensive Medium-Frequency Repertoire）、社交媒体中心复配（Social Media-Centric Repertoire）、综合高频复配（Comprehensive High-Frequency Repertoire）和纯在线复配（Online-Only Repertoire）。复配配置反映了个体能动性与结构条件之间的递归性相互作用。在个体层面，系统性财经知识以及认知和归属动机可预测高参与度剖面，逃避动机抑制活跃使用，情感动机则作为采用社交媒体中心复配的心理缓冲。在结构层面，高频杂食性参与依赖于时间可用性——由工作时间和低摩擦通勤所支撑——而纯在线复配的采用相对于低层级区域高度集中于核心都市中心。
讨论：这些发现将使用与满足理论拓展至复配生态系统框架，描绘了时空与世代边界条件。通过阐释能动性如何在结构约束内运作，本研究为专业媒体、数字平台和监管机构提供了针对性的启示，以构建包容、均衡的财经传播生态系统。
**论文解读：中国用户财经媒体复配的潜在剖面分析——心理动机与结构约束的交互机制**
##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公众个人财富管理需求高涨与财经媒体行业并行扩张的背景下，财经媒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一重要性在突发危机事件（如COVID-19疫情）中尤为突出，因为公众普遍缺乏准确评估经济影响所需的专业领域知识。历史上，主流媒体是公众获取财经信息的首要渠道，然而当代数字转型从根本上重构了这一格局。随着数字平台的快速扩散——特别是社交媒体、短视频推送和在线财经社区——受众的选择大幅扩展。如今，用户面对的是高选择度、多平台的生态系统，算法推荐和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UGC）持续与传统新闻机构竞争。
面对海量的媒体形态，受众自发采取的应对机制之一是建立“媒体复配”（media repertoire）。媒体复配并非意味着将每个可用渠道探索到极致，而是代表从可用选项中选取的、与用户特定需求和偏好一致的一组特定媒体集合。为全面理解当代财经媒体消费，学术界必须解决两个基本维度：用户配置了哪些潜在的媒体组合形态，以及为什么这些不同的配置形态会形成。然而，文献系统回顾揭示了两大研究空白：第一，既有研究多孤立地聚焦单一平台，未能描绘真实受众的跨平台媒体复配全貌；第二，现有的复配相关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频道复配、信息复配、新闻复配或社交媒体复配等较宽泛的构念，而财经媒体消费——以更高的认知与情感复杂性为特征——在复配分析领域中仍是未被探索的领域。
为弥合上述空白，本研究采用媒体复配框架绘制财经媒体消费的潜在类型（研究问题1），同时整合使用与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 U&G）与媒体二重性框架（Duality of Media），考察个体心理动机与结构性因素如何共同建构这些不同配置形态（研究问题2）。
## 2.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在中国通过领先的专业第三方在线调研平台（腾讯云）进行数据收集，采用配额抽样策略，并依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Asset Management Association of China, AMAC）发布的最新《中国基金投资者调查报告》设定样本的人口统计特征。研究共发放1,826份问卷，经严格数据清洗后保留1,002份有效问卷，有效应答率为54.87%。
测量工具方面，研究将财经媒体生态系统分为六大领域并细分为九种渠道类型：线下渠道（财经期刊、财经报纸、财经广播电视）、在线信息平台（移动应用/网站、PC端网站）、财经社区（论坛型社区、即时通讯型社区）、财经意见领袖（视频型财经意见领袖、非视频型财经意见领袖）。财经媒体使用动机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分为七个维度共计27个题项，涵盖情感动机、认知动机、个人整合、陪伴、归属感、逃避动机和习惯性使用。关键分析方法包括：采用Mplus 8.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检验构念效度；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用户的行为模式；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6.0执行多元逻辑回归与层次回归分析。
## 3. 研究结果
### 3.1 用户财经媒体复配的类型学
通过潜在剖面分析，研究识别出五种不同的财经媒体复配形态：
**剖面1：综合低频复配（38.52%）**。这是最大的群体，用户在九种媒体类型上的使用频率普遍较低，代表了一组“财经新闻回避者”。
**剖面2：综合中频复配（21.66%）**。该群体在大多数平台上表现出中等参与度，但对传统印刷媒体（期刊和报纸）的使用率相对较低。
**剖面3：社交媒体中心复配（15.17%）**。这些用户在社交驱动平台（即时通讯社区、视频型财经意见领袖和非视频型财经意见领袖）上表现出显著的高使用率，而与其他渠道的接触极少。
**剖面4：综合高频复配（11.78%）**。该群体是财经信息的“杂食者”，在传统和数字平台上均报告高频使用。
**剖面5：纯在线复配（12.87%）**。该群体的特征是在所有数字渠道和广播电视上高度参与，同时几乎完全回避传统印刷媒体。
### 3.2 财经媒体复配归属的相关因素
通过以剖面1（综合低频复配）为基准参照组的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如下模式：
**社会人口学特征方面**：缺乏系统性财经教育的个体归属于活跃复配（综合中频、综合高频和纯在线复配）的几率显著降低70%至80%；非财经从业者归属于社交媒体中心复配的几率略高（Exp(B)=3.794, p<0.10），但进入综合高频复配的几率较低（Exp(B)=0.385, p<0.05）；年龄与社交媒体中心复配归属呈负相关（Exp(B)=0.973, p<0.01）；女性归属于纯在线复配的几率略低于男性（Exp(B)=0.638, p<0.10）。
**心理动机方面**：认知动机与所有活跃媒体组的归属均呈一致正相关，其中与纯在线复配的关联最强（Exp(B)=2.528, p<0.05）；情感动机与社交媒体中心复配（Exp(B)=1.290, p<0.05）和综合高频复配（Exp(B)=1.529, p<0.05）正相关；归属动机与综合高频复配（Exp(B)=1.690, p<0.05）和纯在线复配（Exp(B)=1.458, p<0.05）正相关；相反，逃避动机与活跃剖面归属负相关，表明倾向于压力回避的个体更可能停留在低频组。
**结构性时空与区域因素方面**：相对于最长工作时间（第4级），中等工作时长（第2级和第3级）与综合高频复配归属呈边缘显著正相关（Exp(B)≈7.0, p<0.10）；较短通勤时长与综合高频复配归属负相关。对于纯在线复配，生活在非直辖市（Exp(B)=0.192, p<0.05）、非省会城市（Exp(B)=0.208, p<0.10）、非地级市（Exp(B)=0.172, p<0.05）或非县级市（Exp(B)=0.126, p<0.05）均呈现显著或边缘显著的负向关联，证实纯在线财经媒体复配显著集中于都市人群。
### 3.3 层次回归分析与增量解释力
四步层次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心理动机在客观社会结构约束和纯工具理性之外提供独特的增量解释力：仅含控制变量的模型1的McFadden R2=0.140；加入认知动机后（模型2）Δχ2=196.921（p<0.001），McFadden R2提升至0.206；再加入社会整合动机（模型3）后Δχ2=28.626（p=0.004），R2=0.216；最终加入情感与心理应对动机（模型4）后Δχ2=25.283（p=0.014），R2=0.224。这一结果证财经媒体复配的采用并非纯粹的算计性、功利性选择——认知监视构成功能门槛，而社会归属、情感共鸣和心理焦虑回避构成了驱动受众复配分化的非冗余边界条件。
### 3.4 稳健性检验与子样本异质性
交叉表分析显示，财经领域内部人员（Insiders, n=297）在剖面1（16.84%）和剖面3（7.07%）中的比例最低，而在剖面2（29.97%）、剖面4（25.25%）和剖面5（20.88%）中均领先于其他所有亚组。子样本异质性分析揭示了三个关键边界条件：
**世代动态（年龄分层）**：认知动机对纯在线复配的驱动在年轻（Exp(B)=2.840, p<0.001）和年长（Exp(B)=2.858, p<0.001）受众中均具普遍性，但对综合高频复配仅年长群体显著（Exp(B)=2.294, p<0.01）。归属动机对年轻群体采用纯在线复配至关重要（Exp(B)=1.732, p<0.05），而年长受众主要通过社交媒体中心复配寻求情感共鸣（Exp(B)=1.786, p<0.01）。
**空间情境化（地理分层）**：归属动机在核心都市环境中发挥主导引擎作用，强力推动剖面2（Exp(B)=1.932, p<0.01）、剖面4（Exp(B)=3.002, p<0.001）和剖面5（Exp(B)=2.203, p<0.01）的归属；但在非核心都市地区，归属动机在所有剖面上均无统计显著影响。核心都市居民表现出一致的焦虑回避机制——逃避动机显著或边缘显著地抑制几乎所有活跃复配的财经新闻消费。
**资本驱动机制（财经领域专长分层）**：对于领域内部人员，认知动机和归属动机主导其在线复配和综合高频复配的参与，而情感动机在所有剖面上完全不显著。对于外行人群，缺乏领域专长会重新激活情感动机，显著催化其对社交媒体中心复配（Exp(B)=1.292, p<0.05）和综合高频复配（Exp(B)=1.524, p<0.10）的参与。
## 4. 讨论与结论
### 4.1 讨论部分总结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围绕三个核心发现展开。第一，在数字时代的财经媒体复配类型学方面，研究发现所有剖面均表现出向在线平台的压倒性迁移，其中视频型财经意见领袖几乎在所有用户剖面中成为首要信息来源。更重要的是，活跃数字消费者的复配配置分化为两种结构性模式：开放的跨平台整合型（如纯在线复配和综合高频复配）与封闭的算法生态系统限制型（如社交媒体中心复配），后者将整个媒体饮食严格限制在社交驱动和算法策展的渠道类别中。这种结构性分化将“第二级数字鸿沟”延伸至专业财经媒体领域，且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可能催生盲目的过度自信。
第二，在动机驱动因素与情境边界条件方面，研究揭示了超越纯工具理性的多维动机架构。工具理性（认知动机）构成财经媒体消费的主要基线驱动因素，但社会身份整合和心理应对动机提供了非冗余的增量解释力。值得注意的是，财经媒体的心理适应能力必须与一般性逃避动机严格区分——逃避动机在所有活跃财经媒体复配中始终作为显著负向预测因子，反映财经媒体消费本质上需要 purposeful 的认知投入。此外，归属动机的预测作用表现出显著的地理和职业分化，世代替际差异塑造了综合高频复配的动机架构，情感动机则为非专家和非核心亚群采用社交媒体中心复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心理缓冲”。
第三，在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方面，研究将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孤立的单一媒体视角拓展至复配生态系统框架，重新评估了情感动机在专业媒体选择中的作用（即认知约束下的“情感缓冲效应”），并描绘了复配理论的空间与世代边界条件。实践层面，研究为专业财经媒体（转向视频优先和多模态内容分发）、数字平台（强化社会情感连接与社区互动）、金融监管机构和素养教育者（针对非核心都市居民和外行人群部署定向素养提升计划）分别提出了针对性的干预建议。
### 4.2 研究结论
通过描绘中国受众如何驾驭多平台财经信息，本研究证明数字迁移并不会使媒体饮食同质化，而是将其分化为开放的跨平台整合型与封闭的社交媒体中心型消费。基于Webster（2011）的媒体二重性框架，这种结构性分化反映了一种动态过程：个体心理能动性——涵盖认知监视、身份锚定和情感缓冲——受制于日常时空惯例与区域城市层级的递归性约束。基于这些实证洞见，本研究为三类关键利益相关者——专业财经媒体、数字平台和政策监管机构——推进了针对性的实践启示。通过定制多模态内容策略、培育支持性的社会情感空间，以及部署定向素养干预措施，这些利益相关者能够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均衡的财经传播生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