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Perceived digital health information support and self-rated health among Chinese adults: physical activity mediation and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 mo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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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数字健康资源为健康信息获取、决策与自我管理提供新机会，但居民对在线健康信息的理解、评估与利用存在差异。本研究聚焦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即居民对互联网信息在医学理解与健康相关决策支持中有用性的主观感知。目的：从健康公平视角考察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与自评健康
背景：数字健康资源为健康信息获取、决策与自我管理提供新机会，但居民对在线健康信息的理解、评估与利用存在差异。本研究聚焦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即居民对互联网信息在医学理解与健康相关决策支持中有用性的主观感知。目的：从健康公平视角考察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与自评健康（self-rated health, SRH）的关联，检验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的中介作用，以及慢性健康状况的调节作用与亚组差异。方法：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2021健康模块的横断面数据，分析样本2690人。使用Stata 18.0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社区聚类稳健标准误、省份固定效应）与5000次Bootstrap中介分析，采用第二阶段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慢性健康状况，并以加权模型、完整案例分析、有序Logit模型与Bootstrap对比作稳健性检验。结果：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与SRH及PA均呈正相关；PA在二者关联中的间接效应占9.35%（95% CI不含0）；慢性健康状况增强PA与SRH的关联（交互项B=0.0822, 95% CI [0.0302, 0.1302]）；正式Bootstrap对比显示间接效应随年龄差异显著，性别、婚姻、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显著。结论：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与中国成年人SRH相关，PA是统计上的行为通路之一，且在持续健康需求人群中更突出；数字健康干预应结合可及信息支持与可行PA及线下行为支持，以避免扩大数字健康不公平。
研究背景方面，互联网、移动健康应用与在线健康服务已融入日常生活，改变居民获取健康知识与自我管理的方式。然而数字健康资源扩张并不等于居民均等受益，在线健康信息来源复杂、质量参差且建议可能冲突。现有研究多关注数字健康素养与健康的直接关联，较少从“感知信息支持”这一主观维度出发，也较少检验日常行为（如身体活动）作为通路，以及慢性健康状况如何调节该通路。因此研究人员基于健康公平视角，利用CGSS 2021数据，构建“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身体活动→自评健康”的中介框架，并引入慢性健康状况作为第二阶段调节变量，同时比较性别、年龄、婚姻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亚组差异。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CGSS 2021健康模块横断面队列（n=2690，由总体8148人中三分之一随机抽样的健康模块子样本构成）。核心变量均为自评：自评健康为5级反向计分；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由3个CGSS条目（“理解医生所说”“判断是否需要就医”“确认医生意见是否合适”）反向平均（Cronbach's α=0.682）；身体活动为“≥20分钟致出汗或呼吸加快”的5级频率；慢性健康状况为“长期患病/慢性病/残疾”二分类。协变量含性别、年龄及年龄平方、婚姻、教育、个人收入（缩尾后ln(收入+1)）、城乡与省份固定效应。统计上以社区聚类的稳健标准误多元线性回归为主，5000次Bootstrap分解间接效应，第二阶段有调节中介模型检验慢性病的调节，并以有序Logit、加权模型、完整案例分析、去省份固定效应作敏感性分析，亚组间接效应用Bootstrap对比。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常见方法偏差与多重共线性诊断显示Harman单因子第一因子解释29.044%，VIF 1.032–1.692，无严重共线性。描述统计中感知支持、PA、SRH均值分别为3.255、2.843、2.912，三者Spearman正相关。中介分析显示，校正协变量后感知支持对SRH总效应B=0.0898（p<0.001），加入PA后直接效应B=0.0814仍显著，PA的b路径B=0.0565（p<0.001），a路径B=0.1486（p<0.001），间接效应0.0084（95% Bootstrap CI [0.0024,0.0156]），占总效应9.35%，支持H1与H2。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表明，PA×慢性病交互项B=0.0822（95% CI [0.0302,0.1302]），无慢性病者简单斜率不显著（B=0.0236, CI含0），有慢性病者条件间接效应0.0157（CI不含0）、无慢性病者0.0035（CI含0），调节中介指数0.0122（CI不含0），有序Logit交互OR=1.248（p<0.001），支持H3。多组中介中，年长组间接效应0.0285（CI不含0）显著高于非年长组0.0023（对比CI [0.0060,0.0470]不含0），性别、婚姻、社会经济地位亚组间接效应方向不一但正式对比不显著，H4仅年龄差异获正式支持。稳健性检验中有序Logit、加权、完整案例、去省份效应方向一致。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正向关联SRH，但PA仅解释约一成间接通路，说明在线信息支持需转化为可行行为才有健康意义；慢性病群体因功能与症状基线不同，PA与SRH关联更强，条件间接效应主要存在于该群体；年龄差异正式显著，提示年长者将信息支持转为PA并影响健康评价更明显，而性别等仅为探索性亚组模式。实践上应避免“只推信息”的一刀切，需配以便捷PA机会、慢病敏感运动指导与线下支持。
结论部分原文翻译：本研究发现CGSS 2021健康模块中中国成年人感知数字健康信息支持与自评健康呈正相关。身体活动在该观测关联中表现为统计显著但较小的间接成分。慢性健康状况增强了身体活动与自评健康的观测关联，有序Logit敏感性分析支持该调节模式。正式亚组对比显示间接关联随年龄差异显著，而性别、婚姻与社会经济地位模式属探索性。总体而言，数字健康价值不只取决于在线信息暴露，还取决于信息是否被感知为支持性、居民能否将信息转为可行健康行为，以及线下资源是否支持该过程。数字健康干预应因此将信息支持与可及的身体活动机会及慢病敏感指导结合，以促进数字健康环境中的健康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