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Formation of the colonial sugar value chain in Taiwan, China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sustainability–resilience trade-offs in an agrifood system
摘要
日本殖民时期中国台湾糖业的扩张不仅受甘蔗品种改良和制糖工业现代化的影响，还受到农业生产组织、工业加工、原料流通和出口市场结构变化的塑造。本研究以1895年至1945年中国台湾的甘蔗改良与糖业发展为核心，利用台湾总督府统计资料、地方志、糖业调查、法规文本及既有学术研究成果，通过历史文献分析、统计比较和制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考察殖民糖业价值链的形成及其对产业可持续性和系统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殖民当局通过引进玫瑰竹蔗、爪哇细茎品种、爪哇大茎品种及本地选育品种，提高了甘蔗单产、产糖率和单位面积产糖量。同时，现代化糖厂、灌溉工程、标准化施肥与整地措施以及原料区域制度将蔗农、地主和制糖公司纳入以现代工厂为中心的垂直一体化体系。土地调查、产权登记和糖业奖励政策进一步为糖业资本进入土地市场并扩大规模化经营创造了制度条件。该系统提高了原料供给稳定性和出口效率，但也加剧了品种集中、单一市场导向依赖和买方主导地位，从而限制了农户在作物选择、产品销售和收入协商方面的自主性。历史经验表明，当农业现代化高度依赖特定制度安排和出口导向型市场时，产出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更均衡、稳定和具有韧性的农业食物系统。
日本殖民统治下中国台湾殖民糖业价值链的可持续性与韧性权衡——基于农业食物系统视角的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农业食物供应链的现代化常被视为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市场流通和增强供给能力的重要途径。然而，从可持续食物系统的视角审视，产出增长、加工效率提升和出口扩张并不必然导向更公平、更具韧性或更可持续的供应链。在殖民统治、买方垄断控制和出口导向市场依赖等不平等制度结构下，农业现代化可能产生两方面的交织后果：一方面，品种改良、基础设施建设与加工技术升级能够提高单位产出和供给稳定性；另一方面，资源集中、作物单一化和市场控制可能削弱生产者自主性，加剧社会与生态脆弱性。
1895年至1945年间，中国台湾被纳入日本殖民体系，逐步成为日本帝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农业与工业原料供应地。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殖民分工格局下，糖业被确立为最具战略意义的核心产业之一。殖民当局通过甘蔗品种改良、现代化糖厂建设、灌溉工程、农艺措施标准化、土地制度调整以及原料区域制度的实施，推动台湾糖业由传统糖廍生产向工厂化、规模化、资本密集型经营转型，以服务于殖民掠夺、糖业资本积累和日本市场需求。台湾糖业并非由本地农业需求驱动的单纯产业增长案例，而是由农业生产、工业加工、原料采购、契约收购和出口市场共同构成的殖民糖业价值链。
既有研究虽已从稻糖经济、历史地理、土地利用、企业管理、原料区域制度、租佃治理和农民运动等多重视角对日据时期台湾糖业进行了考察，但鲜有研究通过“品种改良-工业加工-制度控制-市场依赖-社会后果”的连续机制分析台湾糖业现代化进程，亦未充分探讨这一进程如何重构农业生产系统、乡村权力关系和食物系统韧性。基于此，研究人员从殖民糖业价值链与可持续食物系统的视角，提出三个核心问题：第一，日本殖民当局如何通过甘蔗品种改良重构糖业原料基础；第二，现代化糖厂、灌溉工程和蔗作标准化如何推动甘蔗生产向工厂导向的原料供应链转型；第三，糖业奖励政策、制糖管理规则、原料区域制度和契约耕作安排如何塑造以糖厂为中心的垂直控制结构，以及这一结构如何改变蔗农、地主和制糖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分析该价值链在提升生产效率和出口能力的同时，如何产生可持续性-韧性权衡，包括品种集中、市场依赖、买方垄断控制和农户自主性下降。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基于五类历史材料：第一类为官方及半官方统计资料，用于考察甘蔗种植面积、公顷产量、产糖率、单位面积产糖量、总糖产量、现代化糖厂扩张和糖出口等指标；第二类为地方志书、区域调查和历史汇编，用于重构甘蔗栽培区域分布、糖厂空间布局、灌溉工程和农业结构变迁；第三类为法规制度文本，包括1902年《糖业奖励规则》、1905年《制糖场管理规则》、土地调查规则、公共埤圳规则及原料区域制度和契约耕作相关文件；第四类为农学技术资料，涉及甘蔗引种、杂交育种、施肥、整地、排水、灌溉和病虫害防治；第五类为报纸、糖业调查报道和既有学术研究，用于补充市场状况、蔗价争议、稻糖冲突、二林事件和农民运动等材料。
研究人员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描述性统计比较和制度分析三种方法，以价值链分析作为整合性解释框架。由于殖民时期统计材料口径不一且年度连续性不足，研究未构建连续性定量模型，而是通过关键年份数据、分期对比和制度文本分析识别长期结构性变迁。研究将日据时期台湾糖业发展大致划分为殖民前期与早期、夏威夷蔗种引进与现代糖厂初建期、爪哇细茎品种推广期、爪哇大茎品种与原料区域制度强化期以及战时统制后期等阶段。可持续性和韧性不仅被理解为生产增长和供给稳定，还与农业食物系统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风险分配、决策权力和适应能力相关。社会脆弱性指农业生产者在价值链中暴露于制度约束、市场依赖和不平等风险分配的程度。
三、主要研究结果
（一）原料基础重构：甘蔗品种改良
1896年至1920年前后，台湾甘蔗改良以引进外来品种为主要特征。殖民当局先后从夏威夷引进玫瑰竹蔗和拉海纳蔗，其中玫瑰竹蔗因含糖率较高、产糖率超过9%而迅速推广，至1907-1908年已占台湾甘蔗总种植面积的53.3%。但该品种易感染赤腐病和萎凋病，抗风性较弱，经1911年至1914年连续台风侵袭后优势地位明显下降。1916年前后，殖民政府从爪哇引进POJ36、POJ105和POJ161等细茎品种，其中POJ161最适应台湾自然条件，至1924-1925年占台湾甘蔗总面积的86.3%，产糖量较玫瑰竹蔗高出约三分之一。但POJ161后期因感染嵌纹病而暴露大规模单一化推广的脆弱性。
1920年后，甘蔗改良进入品种引进与杂交育种并行阶段。从爪哇引进的大茎品种POJ2714和POJ2725中，POJ2725因抗病性较强和产量较高而迅速成为优势品种，占甘蔗总面积比例由1924-1925年的0.3%升至1928-1929年的45.9%，1933-1934年进一步达到80.7%。但POJ2725后来遭受黄螟和硬化病危害，殖民政府遂继续推广POJ2878和POJ2883等替代品种。与此同时，台湾总督府糖务课在爪哇梭罗设立甘蔗杂交园，将杂交种子送回台湾新化甘蔗试验场育苗，1941年后进一步在屏东万丹推动杂交育种，F系列品种的出现表明台湾甘蔗改良开始由单纯依赖海外引种转向殖民研究体系内的本地化选育。
品种改良显著提升了生产指标：至1944年，甘蔗公顷产量达105,250公斤，约为1896年的3.6倍；产糖率升至13.43%，为1896年的1.36倍；单位面积产糖量达14,135公斤，约为1896年的4.9倍。然而品种改良亦带来生态代价。日据时期台湾记录到甘蔗病害三十余种、害虫三百余种，其中造成显著危害者超过三十种。玫瑰竹蔗、POJ161、POJ2725和POJ2883等优势品种均经历了“推广-遭受病虫害-被替代”的循环过程，反映品种集中导致的生态脆弱性与甘蔗研究系统持续引种选育所提供适应能力之间的双重效应。
（二）工厂中心加工体系与蔗作标准化
日据初期台湾制糖仍以传统糖廍为主，设备简陋、产量有限、品质不稳。1902年《糖业奖励规则》颁布后，日本资本大规模进入制糖业，现代化机械糖厂迅速设立，至1910年增至21家，台湾糖业由在地化、小规模、分散加工向资本密集、机械化和工厂化生产转型。现代化糖厂在运输、压榨、清净、蒸发、结晶和分蜜等环节实现机械化与标准化，白糖制造、碳酸法、亚硫酸法和“种子糖法”等技术引进推动台湾糖业由“能产糖”向“稳定产出可出口商品糖”转变。至1930年代末，产糖率由20世纪初的约7.5%升至14%以上，糖产量在1938-1939年达到峰值。
现代化糖厂改变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对甘蔗品种、含糖率、收获时程、运输条件和供应规模提出更高要求。在农业生产端，甘蔗栽培逐步发展为以施肥、整地、排水和灌溉为核心的标准化体系。基肥以堆肥和厩肥等有机肥为主，每公顷施用约18,000至24,000公斤，追肥则日益采用氮磷钾化学肥料的阶段性施用制度。整地方面存在牛耕、拖拉机耕作和Reynoso法等多种方式，但农户更常采用畜力、机械和人力结合的“改良整地法”。排水沟系统和植沟配置日益标准化，使蔗田成为更可测量、更可管理的工业原料生产空间。水利工程方面，1901年《公共埤圳规则》颁布后，传统私营水利设施逐步纳入行政登记和统一管理，公共埤圳数量由1903年的69个、灌溉40,395甲增至1919年的121个、灌溉187,030甲。嘉南大圳通过蓄水池、主支线和排水系统改善台南、嘉义地区灌溉条件，其三年轮灌制度将甘蔗、水稻和其他作物纳入计划性轮作体系。水利工程不仅是供水条件的改善，更是一种结合水利工程、水权、轮作安排和糖厂原料需求的空间治理机制。
（三）原料区域治理与契约耕作关系
1902年《糖业奖励规则》规定蔗苗、肥料、开垦、灌溉排水等费用可获得奖金、实物补助或临时贷款，达到一定原料消耗量的制糖厂商亦获补助，开垦官有地植蔗或兴办水利者还可享受土地租用或拨让优惠。1905年《制糖场管理规则》通过指定“原料采取区域”重塑甘蔗流通，规定原料区域内生产的甘蔗未经许可不得运出区域，亦不得转作制糖以外用途，蔗农须将甘蔗卖给指定糖厂或制糖公司。原料区域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甘蔗交易结构，使指定糖厂成为特定区域内的垄断买方，蔗农在价值链中的议价空间逐渐收窄。
在此制度框架下，契约耕作成为糖厂与蔗农之间的核心联结。契约耕作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糖厂提供改良品种、技术指导、物资支持、灌溉援助和收购承诺，降低了生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利益嵌入原料区域制度和工厂控制的单一买方结构，蔗农对制糖公司的依赖性日益增强，通过市场竞争改善交易条件的机会有限。农户自主性的削弱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工厂导向的蔗作扩张逐渐收窄了农户的作物选择空间；二是原料区域制度约束了农户的销售自主性；三是糖厂通过控制品质评定、收购标准与采购程序，在交易结果中拥有更大影响力。
原料区域制度和契约耕作关系还叠加于台湾既有的地主-佃农结构之上。1898年至1905年的土地调查事业通过统一测量、登记和确定土地权利，将原先依赖习惯惯例维持的土地持有关系转化为更排他、更可转让的现代产权制度，为土地资本化和糖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开辟了制度通道。日本资本制糖公司通过购买、长期租借和与本地地主合作等方式取得主要产区的实际控制权。糖业资本并未废除既有租佃制度，而是对其进行了功能性重组，使地主、糖厂和行政管制共同构成新的利益中心。
（四）土地利用重组、出口依赖与农户自主性
土地调查将原先通过习惯法和地方社会关系维系的土地持有关系纳入现代产权制度，“无主地”被划归公有或优先转入官方和公司控制范围，为糖业资本进入乡村土地市场创造了制度条件。至1930年代，台湾半数以上农户为佃农，自耕农占有耕地比例相对较低。日据四十余年间，甘蔗收获面积由16,029公顷增至107,676公顷，增幅约672%；1939-1940年峰值时达169,048公顷，较1902-1903年增长1,055%。同期甘蔗产量由409,894,741公斤增至4,159,279,174公斤，1938-1939年更达12,835,395,277公斤。甘蔗种植的空间扩张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高雄、台南、嘉义、屏东等中南部平原构成核心产区，彰化、云林等中部区域为重要扩展区，台北、宜兰及东部部分地区为边缘扩展区。
土地利用重组与日本市场依赖相互强化。台湾糖对日出口由1902年的25,927公吨增至1945年的243,650公吨，1940年峰值达1,153,920公吨。台湾糖对日出口平均占糖总产量的约85.05%，占总出口量的93.73%。高雄港扩建、日本对台糖免征进口关税等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台湾糖业对日本市场的结构性依赖。1910年代后，台湾糖业虽曾拓展中国大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和西伯利亚等市场，但并未改变日本市场的主导地位。以日本为中心的贸易网络将台湾与日本、中国大陆联结起来：台湾生产甘蔗和粗糖，粗糖运往日本精炼，精炼糖再销往中国大陆等市场。在此网络中，台湾主要承担原料生产功能，而日本资本和日本市场在加工、流通和市场收益等更高价值环节拥有更大控制力。
四、讨论
论文讨论部分围绕五个核心论点展开。第一，“产出增长不等于可持续性”。日据时期台湾糖业现代化在效率层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效率提升是有条件的，依赖于品种集中、工厂中心组织、原料区域制度和出口市场依赖等结构性条件。糖业的“成功”主要体现在糖厂和出口体系获取稳定原料、实现规模化产出并获得较高利润，而非农户自主性、区域农业多样性和本地粮食安全的同步改善。
第二，“原料区域制度、契约耕作与生产者脆弱性”。价值链的关键问题不仅在于原料供给效率的提升，更在于工厂对农业生产端控制力的强化。糖厂获得稳定原料来源和定价优势，蔗农承担耕作成本、地租压力、病虫害和价格波动风险，形成利益沿价值链向上流动、风险向下转嫁给生产者的结构。二林事件等蔗农抗争暴露了收益集中于工厂和资本、风险被推向生产端的结构性问题。稻糖比价法机制并未根本改变蔗价受糖厂和殖民行政体系约束的结构，蔗农即使在糖业高盈利时期亦难以分享产业增长收益。
第三，“品种集中、单一市场依赖与供应链韧性风险”。甘蔗栽培遵循“高产品种推广-遭受病虫害-新品种替代”的循环，问题不在于品种改良本身，而在于少数优势品种的大规模推广降低了农业系统多样性，增加了病虫害传播和原料供应中断的风险。殖民糖业价值链的脆弱性来源多元：品种结构上依赖少数优势蔗种，生产空间上依赖中南部核心产区和大型灌溉工程，市场上依赖日本需求，制度上依赖原料区域和单一买方控制。这一系统虽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高产出和高出口，但其韧性基础并不稳固。
第四，“稻糖冲突与殖民食物系统中的资源配置张力”。稻糖冲突指水稻与甘蔗在有限土地资源上的作物竞争关系，其在1920年代中期后日益显著。这一冲突的根源并非台湾本地农业自然演化的作物竞争，而是日本帝国对殖民地农业资源多重动员所导致的制度性冲突。蓬莱米推广提高了稻作商业价值，嘉南大圳使部分原以甘蔗为主的旱田具备转作水稻的条件，稻作因价格相对稳定和风险较低而对农户更具吸引力。稻糖冲突表面上是对土地的争夺，深层则是殖民食物系统中粮食供应、工业原料和资本利润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第五，“历史经验对当代农业食物供应链研究的启示”。该案例表明，供应链现代化不能仅以生产效率、加工能力和出口规模为评价标准。当生产者议价能力不足、市场高度集中、作物多样性下降时，效率提升可能伴随社会与生态风险的累积。价值链治理结构决定现代化收益的分配方式，韧性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制度和社会问题。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认为，日据时期台湾糖业现代化并非由农业技术改良自然驱动的产业增长过程，而是在殖民统治框架下由国家权力、糖业资本、工程建设与制度控制共同塑造的殖民糖业价值链形成过程。甘蔗品种改良提升了甘蔗生产率和原料品质，现代化糖厂扩张提高了加工效率，施肥、整地、灌溉和轮灌制度强化了原料供给稳定性，原料区域制度和契约耕作安排将蔗农、地主和制糖公司纳入以糖厂为中心的垂直一体化体系。台湾糖业现代化呈现出“效率提升”与“脆弱性累积”并存的结构性特征：技术、工厂和制度的整合提高了产出能力，但也加剧了品种集中、市场依赖、买方垄断控制和生产者脆弱性。
殖民糖业价值链的影响并未在1945年完全终结。甘蔗产区的空间分布、糖厂和交通网络的配置、工厂聚落和劳动市场的形成，都在台湾战后农业与区域经济结构中留下持久痕迹。这表明殖民农业现代化不仅改变了特定历史时期的产出和贸易格局，还可能通过基础设施、土地制度和产业组织方式产生长期路径依赖。从可持续食物系统的视角看，台湾殖民糖业的案例表明，农业现代化和供应链整合不能仅以产出、加工能力和出口规模为评价标准。当现代化嵌入不平等的制度结构和出口导向的市场依赖时，生产效率的提升可能伴随社会公平不足、生产者边缘化和系统韧性下降。对于当代农业食物供应链研究，这一历史经验提示我们不仅要关注谁控制价值链，还要关注风险如何分配、利益如何流动，以及生产者是否拥有真正的选择权和议价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