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前教育教师数字胜任力的表现与关键因素研究

《Frontiers in Psychology》：Research on the manifestations and key factors of digital competence of China’s preschool teachers

　　

基于冰山理论（Iceberg Theory）、整合性技术教学知识框架（TPACK）与欧盟教育者数字胜任力框架（DigCompEdu）的整合模型，研究人员构建五维模型并采用混合方法考察中国学前教育教师数字胜任力（digital competence）的现状及关键决定因素。量化阶段对599名从业者施测问卷，质性阶段对15名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结果显示：（1）整体数字素养处于中高水平；五维中“数字管理胜任力”得分最高（M = 4.323），“数字领导力”最低（M = 4.021），“数字教育胜任力”“数字学习胜任力”与“基础数字技能”居中（M = 4.062–4.186）。（2）人口学变量显著影响数字素养：女性显著高于男性[t(140.19) = ?2.61，p < 0.01，η2 = 0.012]；学历方面硕士与本科及以下者显著高于博士[F(2,596) = 37.371，p < 0.001，η2 = 0.111]；教龄超11年者水平最高（F = 4.286，p = 0.001）；职称上高级教师显著高于初级或无评级者，而中级职称出现明显“低谷”[F(3,595) = 12.717，p < 0.001，η2 = 0.060]。（3）回归分析确认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内在动机（intrinsic motivation）与主动人格特质（proactive personality traits）为最显著预测因子。（4）质性发现教育者虽认可数字胜任力价值，却面临培训不足与资源分布不均等系统性挑战，建议通过针对性制度支持提升自我效能与动机以促发展。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现有数字胜任力研究多聚焦中小学及高等教育教师，学前教育阶段因强调在游戏化、互动活动中整合数字工具以培育幼儿技术初感知，其所需胜任力结构异于其他学段，却长期被忽视。2025年《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明确呼吁学前教育教师具备强健数字胜任力，而国内该群体实证证据稀缺，且既往研究多单视角考察影响因素，缺乏对高度互动情境中变量互依关系的共识。为此，研究人员以冰山模型表层（可观测的TPACK整合：基础技能、教学、管理）与潜层（DigCompEdu驱动：学习、领导）映射，提出五维模型，回应现状水平、影响因素与教育场景感知三问。

主要技术方法概览

研究人员采用解释性序列混合方法。量化侧于2025–2027年间经线上调查回收661份问卷，剔除无效后得599份（有效率90.6%），样本覆盖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园所性质、专业背景与教龄；工具为自编五维问卷（基础、教学、学习、领导、管理），经100人预测试与验证性因子分析（CFA，AMOS）确证结构效度（χ²/df=1.335，RMSEA=0.058，CFI=0.952，TLI=0.948，Cronbach’s α=0.925）。质性侧以滚雪球法目的性选取15名教师（代号P1–P6园长、T1–T9教师），半结构化访谈20–30分钟，录音转写后采用演绎（锚定量化七预测因子）与归纳双编码。统计用SPSS 23做描述、t检验、ANOVA与分层回归；共同方法偏差经Harman单因子检验（首因子方差39.18%<50%）可控。

研究结果

4.1 量化部分

4.1.1 共同方法偏差评估：Harman单因子提取多因子，首因子解释率39.18%低于50%阈值，表明自评数据无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4.1.2 研究问题一：五维现状与人口学差异

4.1.2.1 人口学变量下数字素养差异：女性（M=4.13）高于男性（M=3.98，Welch t(140.19)=?2.61，p<0.01，η²=0.012，效应小）；教龄>11年组（M=4.36）显著高于8–10年与短教龄组[F(3,595)=4.286，p=0.005，η²_p=0.021]；学历上硕士（M=4.317）与本科及以下（M=4.133）均高于博士（M=3.390）[F(2,596)=37.371，p<0.001，η²=0.111]；职称呈非线性——高级（M=4.517）最高，初级（M=4.231）高于中级（M=3.931）与无职称（M=4.031）[F(3,595)=12.717，p<0.001，η²=0.060]。五维得分排序为管理（4.323）>基础/教学/学习（4.062–4.186）>领导（4.021）。

4.1.2.2 影响因素回归：分层回归最终模型（Model 7）解释方差58.7%（R²=0.587，F=86.68，p<0.001）。控制学历（β=?0.150）与教龄（β=0.086）后，自我效能感（β=0.360）、主动人格（β=0.268）、AI拟人化倾向（β=0.031**）与组织支持（β=0.181，表中p标注0.679系排版矛盾，原文结论段列其为显著）进入方程；内在动机在纳入自我效能后失效（β=?0.041，p=0.205），提示其效应被自我效能中介或抑制。VIF 1.031–3.082无多重共线性。

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指出，五维模型有效区分了冰山可见层（TPACK向基础/教学/管理）与不可见层（DigCompEdu向学习/领导），中国学前教育教师整体中高水平但领导维度薄弱，反映自下而上推动数字变革的能动性不足。人口学非线性的发现（博士反而最低、中级职称低谷）挑战了“学历越高越好”“职称线性递增”假设，研究人员归因于博士可能脱离一线、中级陷于考评形式化。心理预测因子中自我效能居首，印证Bandura机制在幼教数字场景的适用；组织支持虽在回归系数表脚注出现矛盾p值，但研究人员在结论中明确将其与自我效能、动机并列作为制度干预抓手。质性补充显示培训碎片化、城乡资源落差及职称评审“重赛课轻常态”削弱内驱。结论可译为：本研究基于冰山理论、TPACK与DigCompEdu整合框架开发五维模型，借混合方法揭示中国学前教育教师数字胜任力处中高水平，管理最强、领导最弱；女性、长教龄、高（非博士）学历、高级职称为优势群体；自我效能感、内在动机与主动人格为核心预测因子；制度端须以靶向支持抬高自我效能与动机，方能在游戏化场景中桥接数字与物理世界，服务幼儿认知与社会性发展。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