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孕前膳食模式与学龄前儿童身体成分之间的关联：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

《Nutrients》：Associations Between Maternal Pre-Pregnancy Dietary Patterns and Body Composition in Preschool Children: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背景：母亲孕前的营养状况可能影响子代长期健康；然而，孕前膳食模式与学龄前儿童身体成分之间的关联仍不明确。方法：本研究利用太仓-武强母婴队列研究（Taicang and Wuqiang Mother–Child Cohort Study, TAWS）的数据，共纳入582对母婴。通过食物频率问卷（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FQ）评估孕前1个月膳食摄入，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提取膳食模式。标准化模式得分（均值=0，标准差=1）作为连续变量（每1个标准差增加）及四分位数（Q1–Q4，以Q1为参照）进行分析。身体成分指标包括体脂率（Percent Body Fat, PBF）、脂肪量指数（Fat Mass Index, FMI）、去脂量指数（Fat-Free Mass Index, FFMI）和骨骼肌量指数（Skeletal Muscle Index, SMI），于儿童3–6岁时通过生物电阻抗分析（Bioelectrical Impedance Analysis, BIA）测量。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在两种模型下检验关联：未调整模型与多变量模型（调整儿童特征、母亲社会人口学及妊娠因素、家庭因素、喂养方式及其他膳食模式）。引入交互项检验儿童性别与母亲孕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的效应修饰作用。结果：提取出5种母亲孕前膳食模式：动物性食物型、谷-蔬-果型、加工肉-乳制品型、蔬菜-豆类型与腌菜型。多变量调整模型中，加工肉-乳制品型与FMI正相关（Q4 vs. Q1：β=0.262，95% CI：0.036至0.488）；谷-蔬-果型与FFMI（Q4：β=?0.265，95% CI：?0.510至?0.020）及SMI（Q4：β=?0.256，95% CI：?0.510至?0.002）负相关；蔬菜-豆类型与较高PBF（Q3：β=0.234，95% CI：0.007至0.461）及较低SMI（Q4：β=?0.338，95% CI：?0.564至?0.113）相关。动物性食物型与腌菜型调整后无显著关联。性别分层显示动物性食物型对男孩与女孩FFMI和SMI的关联方向相反（交互p=0.048和0.013）。母亲孕前BMI仅显著修饰加工肉-乳制品型与SMI的关联（交互p=0.032）。结论：母亲孕前膳食模式与学龄前儿童身体成分存在选择性关联：加工肉-乳制品型与较高脂肪量相关，而谷-蔬-果型与蔬菜-豆类型与较低肌肉指标相关。上述关联为观察性性质，不暗示因果。尤其植物基膳食模式与肌肉指标的关联应谨慎解释，不应视为植物基膳食的负性效应。

研究背景与立项依据

儿童期超重与肥胖已成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学龄前儿童早期身体成分异常常先于临床肥胖出现，并对长期心肺代谢健康产生持久不良影响。发育起源健康与疾病（Developmental Origins of Health and Disease, DOHaD）理论指出，包括孕前阶段在内的早期发育关键窗口的环境暴露，可通过表观遗传修饰与代谢编程对子代表型及疾病易感性产生持续影响。现有证据多聚焦孕期膳食或单一营养素补充，直接关联孕前膳食模式与学龄前儿童身体成分（尤其是脂肪与肌肉指标）的前瞻性证据稀缺，且常合并男女数据而忽略性别特异性编程效应，亦较少系统分析母亲孕前BMI的修饰作用。基于此，研究人员依托中国农村母婴队列，系统探讨母亲孕前膳食模式与子代学龄前身体成分的关联及性别、母亲孕前BMI的潜在修饰效应。

主要技术方法概括

研究人员采用前瞻性队列设计，利用太仓-武强母婴队列研究（TAWS）中河北武强亚队列数据，最终纳入582对母婴。暴露为母亲孕前1个月膳食，通过经验证的食物频率问卷（FFQ）面对面回顾评估，将57种食物归为16组，采用主成分分析（PCA）结合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提取膳食模式，因子得分标准化后作为连续变量（每1-SD增量）及四分位数纳入模型。结局为儿童3–6岁时以生物电阻抗分析仪（InBody 770）测得的体脂率（PBF）、脂肪量指数（FMI）、去脂量指数（FFMI，除以身高^2.5）与骨骼肌量指数（SMI，除以身高²）。协变量涵盖母代社会人口学、孕前BMI、妊娠因素、喂养方式及父方BMI等，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拟合粗模型与多变量调整模型，并以标准化连续得分的趋势检验为主推断依据；通过引入交互项与分层（性别、母亲孕前BMI<24 kg/m²与≥24 kg/m²）分析效应修饰，对多次比较施以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FDR）校正。

研究结果

3.1 人群基线特征：研究纳入582对母婴，母亲多为25–29岁、孕前BMI正常占58.1%，儿童平均年龄4.43岁，平均PBF为16.70%、FMI为2.66 kg/m²、FFMI为12.86 kg/m²、SMI为4.11 kg/m²，为后续关联分析提供基线分布。

3.2 膳食模式提取：KMO=0.777且Bartlett检验显著，PCA提取5个模式共解释52.79%方差：动物性食物型（鱼禽蛋为主）、谷-蔬-果型、加工肉-乳制品型、蔬菜-豆类型、腌菜型。

3.3 整体关联：多变量调整后，加工肉-乳制品型Q4较Q1的FMI升高（β=0.262）；谷-蔬-果型Q4的FFMI（β=?0.265）与SMI（β=?0.256）降低；蔬菜-豆类型Q3的PBF升高（β=0.234）、Q4的SMI降低（β=?0.338）；动物性食物型粗模型有脂肪指标正向趋势但调整后遗失显著性；腌菜型仅Q3的FFMI有正向关联。

3.4 性别分层：动物性食物型对男孩FFMI/SMI呈负向、对女孩呈正向，交互名义p=0.048/0.013但未过FDR校正；男孩中加工肉-乳制品型与PBF/FMI正向趋势显著，女孩中蔬菜-豆类型Q4的FFMI/SMI显著降低。所有性别交互未生存FDR校正，列为探索性。

3.5 母亲孕前BMI分层：加工肉-乳制品型在两组均正向关联PBF/FMI；非超重组中该模式与SMI负向趋势显著，超重组中谷-蔬-果型与SMI负向趋势显著；加工肉-乳制品型与SMI的交互名义p=0.033但未过FDR校正，均为探索性。

讨论浓缩

研究人员指出，孕前窗口与围受孕期在发育敏感性上重叠，母体营养可通过DNA甲基化等表观遗传机制影响子代，但本研究为观察性设计无法直接验证分子通路。动物性食物型整体调整不显著，与西方队列差异可能源于本队列鱼禽占比高、红肉少及绝对摄入量低。植物基模式（谷-蔬-果、蔬菜-豆类）与较低肌肉指标的统计关联，可能反映总蛋白/能量不足或农村植物基饮食伴精制粮高盐腌菜特征，而非植物食物本身有害，应与地中海式植物基饮食区分。加工肉-乳制品型的正向脂肪关联与高能量密度、高饱和脂肪及低纤维特征一致。性别与BMI分层点估计虽有差异，但交互项均未通过FDR校正，故不支撑亚组效应修饰结论。多次比较下仅5项主效应存活（加工肉-乳制品型-PBF/FMI、蔬菜-豆类型-SMI等），交互检验全数未存活。局限包括孕前饮食回顾性报告偏倚、未测总能量与应激/父方饮食等未测混杂、单地区农村外推受限、失访77.4%中无法检验缺失非随机性。

结论部分翻译

在中国农村育龄妇女队列中，研究人员观察到母亲孕前膳食模式与学龄前儿童身体成分指标存在选择性关联：多变量调整后，加工肉-乳制品型与较高脂肪量指数（FMI）相关；蔬菜-豆类型与较低骨骼肌量指数（SMI）相关；谷-蔬-果型与较低去脂量指数（FFMI）及SMI相关。这些关联在调整已知混杂后仍存在，但鉴于观察性性质，不应解释为孕前是可修饰子代身体成分的窗口。动物性食物型在性别分层中对FFMI/SMI方向相异，交互名义显著但未过FDR校正，故为探索性且不支撑按性别分层的膳食推荐。加工肉-乳制品型与SMI的BMI交互名义p=0.033亦未过FDR校正，不证明被母亲肥胖相关代谢因素修饰。植物基模式与较低肌肉指标可能反映整体膳食结构（如蛋白质数量或质量）特征，而非植物基食物本身不良效应。所有发现为观察性，不能确立因果，未测混杂（总能量、体力活动、社会经济地位）无法排除，需在更精确营养评估与干预设计中验证。该研究发表于《Nutri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