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yon》:Knowledge and skill levels of nurses on delivering bad news to patient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rom Tur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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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沟通技能不足可能恶化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健康,并降低对护理服务的信任。在本描述性和相关性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了护士自我报告的向患者传递坏消息的知识和感知能力。
方法:该研究在土耳其南部一家医院的375名护士中进行。研究数据使用“坏消息传递量表”(Bad
背景:沟通技能不足可能恶化患者及其家属的情绪健康,并降低对护理服务的信任。在本描述性和相关性研究中,研究人员考察了护士自我报告的向患者传递坏消息的知识和感知能力。
方法:该研究在土耳其南部一家医院的375名护士中进行。研究数据使用“坏消息传递量表”(Bad News Delivering Scale, BNDS)收集。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版本25.0分析数据。使用STROBE清单报告该研究。
结果:护士的量表平均得分为54.62±8.28(可能范围:21-63)。发现量表得分与年龄(r=0.178, p<0.01)和职业经验年限(r=0.186, p<0.01)之间存在弱但统计显著的正相关。与那些自评技能非常差的护士相比,自评技能良好或中等的护士得分显著更高(p<0.001)。
讨论:本研究结果强调了有效和共情沟通技能在护理实践中的重要性。让患者参与护理过程、征求他们的意见并与他们合作,能够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和沟通。本研究结果表明,护士的年龄、职业经验年限和教育水平与他们对传递坏消息能力的感知相关。
结论:本研究发现,护士的年龄、教育水平和职业经验年限与较高的感知传递坏消息能力相关。本研究还发现,大多数护士认为传递坏消息不是护士的责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可能导致沟通缺口、情感支持延迟以及护理连续性的中断。
护士向患者传递坏消息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相关研究进展:基于土耳其横断面研究的解读
健康被定义为身体、心理和社会福祉的完整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护理实践不仅涉及基础照护,还需履行教育、心理支持等当代角色。其中,传递坏消息(delivering bad news)是护士职业生涯中频繁遇见的任务,也是情感负担最沉重的挑战之一。坏消息通常指改变患者对自身未来预期的负面信息,如严重疾病诊断、治疗失败或意外状况。有效传递坏消息既是伦理义务,也是帮助患者及家属健康应对的必要手段。护士作为医疗系统中与患者接触最密切的专业人员,其沟通能力直接影响患者情绪状态、信任感及护理质量。然而,大量研究显示,护士常因培训不足、经验缺乏而在此过程中感到力不从心,面临沟通障碍、情绪耗竭等困境。现有沟通协议如SPIKES等虽可提供框架,但实施效果欠佳。文献中有关护士专业知识水平、自我效能、机构支持等因素与坏消息传递技能关系的实证研究仍不足,存在明显空白。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描述性横断面研究,旨在考察护士自我报告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及相关人口学因素,为制定干预策略提供依据。该论文发表于《Heliyon》。
该研究于2024年11月至12月在土耳其南部一所大学医院进行,最终纳入375名在职护士。研究人员采用“坏消息传递量表”(Bad News Delivering Scale, BNDS)作为核心测量工具,该量表为3点李克特式评分,总分21至63,得分越高表示感知传递能力越好。数据通过面对面访谈收集,由一名在该院工作的注册护士(第三作者)实施。伦理审批由Toros大学科研与出版伦理委员会提供,并取得机构许可。统计分析采用SPSS 25.0,因数据非正态,使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Bonferroni校正事后比较及Spearman相关分析,并报告效应量r和η
2H。
研究结果显示,护士的BNDS平均得分为54.62±8.28,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参与者中女性占75.2%,已婚者66.9%,学士学位占77.3%,工作科室以外科病房居多(28%)。平均年龄34.60±6.72岁,平均职业经验11.43±6.79年,每月平均传递坏消息0.72±1.53次。值得注意的是,仅7.7%的护士曾接受专门培训,85.6%认为传递坏消息并非护士职责,33.9%首先告知对象为患者配偶,42.7%自评能力为中等,72.8%报告无负面经历。
组间比较发现,女性护士得分显著高于男性(p=0.038,r=0.124);研究生学历护士得分显著高于专科和学士学历者(p=0.002,η
2H=0.043);工作科室方面,儿科病房护士得分显著高于内科病房,而门诊护士显著高于儿科病房(p=0.009,η
2H=0.046)。自评能力为好、中等、差的护士得分均显著高于自评非常差者(p<0.001,η
2H=0.053);报告无负面经历的护士得分显著高于未决定者(p=0.002,η
2H=0.038)。相关分析显示,BNDS得分与年龄(r=0.178,p<0.01)和职业经验年限(r=0.186,p<0.01)呈弱正相关,与每月传递次数无显著相关性(p=0.649)。
讨论部分指出,护士整体感知能力较高与既往研究类似,但教育程度和临床环境差异影响显著。女性共情优势、高级别教育带来的认知储备、门诊频繁接触患者带来的实战经验,均可能解释得分差异。然而,极少数护士接受过专门培训,且多数不将传递坏消息视作自身职责,反映出专业教育中的缺口。该现象可能导致沟通断层、情感支持延迟及护理连续性受阻。研究人员强调,应澄清专业角色、加强跨学科协作,并建议将结构化沟通训练纳入本科和在职教育,同时建立机构政策支持护士参与此过程。
4.1 相关性分析(原文小标题)部分认为,年龄和经验与感知能力的弱正相关可能源于年长护士在情感挑战情境中积累了更成熟的沟通策略和情绪调节能力。但既往文献存在矛盾结果,可能与研究人群、环境及测量工具差异有关,需谨慎解释。
结论:本研究发现,护士的年龄、教育水平和职业经验年限与其较高的感知传递坏消息能力相关。但研究中仅少数护士接受过专门培训,且多数不认为这是其护理角色的一部分,表明专业准备存在缺口。因此,将结构化沟通培训纳入本科及在职教育计划,有助于加强护士在此方面的准备。此外,应持续鼓励专业发展机会和导师制模式,以支持护士在情感挑战性沟通中的表现。建立明确护士角色并促进跨学科合作的机构政策,可能强化医疗环境中一致性和治疗性沟通实践。未来还需开展使用客观评估和患者结局指标的研究,以明确沟通技能对患者结局的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