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有多动症（ADHD）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抑制性控制方面的缺陷：一项比较研究

《As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Inhibitory control deficit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DHD: a comparative study

　　摘要
背景
尽管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的特点是复杂的抑制缺陷，但普遍的干预措施往往患者的参与度和依从性较低。本研究比较了ADHD儿童和青少年的特定领域抑制控制能力，以明确这些缺陷的准确性质。

方法
采用横断面比较设计，共有146名参与者，包括82名儿童（9-11岁）和64名青少年（16-18岁），分为ADHD组和正常发育组。参与者完成了三项针对不同抑制子领域的计算机化测试：斯特鲁普颜色-单词测试（干扰控制）、提示性Go/No-Go任务（主动和反应控制；行为约束）以及停止信号任务（反应性抑制，动作取消）。

结果
出现显著的神经认知差异。ADHD组的干扰控制（斯特鲁普表现）得到了选择性保留：潜伏期与正常发育组没有差异，但在干扰条件下的反应准确性显著降低。相比之下，ADHD青少年在提示性Go/No-Go任务和停止信号任务中表现出明显的反应性抑制缺陷，表现为反应时间显著延长和停止信号反应时间更长。作为补充发现，主动抑制控制在各组之间没有差异，表明ADHD患者的主动抑制能力相对完好。大多数抑制控制指标在组和年龄上均显示出显著的主效应，组与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

结论
反应性抑制（包括行为约束和动作取消）的选择性损伤，以及选择性保留的干扰控制（基于潜伏期而非准确性），对“一刀切”的认知训练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相对完好的主动抑制进一步支持了ADHD抑制功能障碍是特定领域的，而非全局性的观点。这些发现强调了需要针对特定过程和参数的干预方法，以精确针对运动抑制而不是广泛的注意力过滤。

引言
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最常见的儿童神经发育障碍，在3-12岁儿童中的全球患病率为7.6%，在12-18岁青少年中为5.6%（Salari等，2023）。ADHD在临床上表现为执行功能（EF）和行为调节的普遍缺陷，包括冲动性、多动和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缺陷干扰了日常生活（Aguilar-Cárceles和Farrington，2017；美国精神病学协会，2013）。在这些EF领域中，抑制控制缺陷是导致冲动行为和自我调节能力差的关键因素。抑制控制与意志行动控制密切相关，因为它能够抑制不再符合当前目标或情境需求的动作（Mirabella，2021a）。因此，抑制控制缺陷可能导致社交互动、学业表现和适应功能的重大困难（McConaughy等，2011）。

然而，抑制控制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一个多维的结构。根据当代分类（Bari和Robbins，2013；Mirabella，2021b；Mirabella，2023），我们区分了干扰控制（解决来自无关或竞争刺激的冲突，通常通过斯特鲁普、西蒙或弗兰克任务测量）和运动抑制（抑制已启动的动作，即停止信号任务中的动作取消，或抑制潜在动作，即Go/No-Go任务中的行为约束）。运动抑制进一步分为反应性抑制（取消已启动的动作）和主动抑制（基于情境线索的抑制控制调整）。由于这些子领域由不同的前额-纹状体和前额-顶叶回路支持，尚不清楚ADHD反映的是全局性抑制缺陷还是选择性损伤。这种区分在临床上很重要：不同的神经发育障碍似乎表现出运动抑制的选择性而非全局性损伤（Mirabella等，2020）。例如，未使用药物的图雷特综合症儿童通常具有完整的运动抑制能力，而强迫症（OCD）则同时表现出反应性和主动抑制的缺陷（Mancini等，2018）。相比之下，ADHD（van Hulst等，2018）和原发性复杂运动刻板行为（Mirabella等，2020）主要表现出反应性抑制的选择性损伤，而自闭症谱系障碍主要影响主动抑制（Schmitt等，2018）。这些特定的抑制特征与每种障碍的临床表现密切相关，表明抑制功能障碍不是神经发育障碍的统一跨诊断特征，而是反映了特定障碍的模式。因此，准确描述ADHD的反应性抑制特征对于将其与其他障碍区分开来以及设计针对性干预至关重要。

ADHD为这种领域特异性提供了特别有启示性的案例。Barkley（1997）的反应抑制理论认为，抑制功能障碍是导致ADHD核心症状的更广泛执行障碍的基础；根据这一统一假设，ADHD源于反应性抑制的缺陷，进而破坏了工作记忆和自我调节。支持抑制控制核心地位的研究表明，反应抑制比其他认知指标更能准确预测ADHD诊断（Stevens等，2002），元分析证据显示ADHD患者的停止信号反应时间显著延长（d = 0.62），表明反应性抑制受损（Lipszyc & Schachar，2010）。反应性抑制缺陷可以合理解释ADHD的多个特征，包括冲动行为、等待轮到的困难以及在频繁切换活动时难以保持专注——即使儿童意识到他们对内部或环境线索的反应不适当，他们也难以抑制这些反应。

干扰控制在ADHD中显示出更复杂的模式。ADHD成人比对照组表现出更大的干扰效应和更慢的反应时间，但这似乎并非源于反应性抑制的减弱或冲动性的增加（Suarez等，2021）。一项系统回顾比较了ADHD组和正常发育组在埃里克森弗兰克任务和西蒙任务上的表现，发现ADHD患者在反应时间、准确性和不一致试验的处理效率上存在一致性的缺陷，表明干扰控制受损（Mullane等，2009）。主动抑制在ADHD中研究较少；现有证据表明，ADHD儿童的反应性和主动抑制协调性和强度低于同龄人，这些缺陷可以预测ADHD的核心症状，表明症状表现与抑制任务表现之间的关系比单一反应时间指标所能捕捉的更为复杂（Cai等，2023）。

从发育角度来看，尽管典型成熟过程涉及前额叶皮层的逐渐成熟和抑制控制的改善，但ADHD儿童和青少年之间的直接比较仍然很少，研究结果也存在差异：一些研究表明，执行控制的改善与ADHD症状的减轻有关（Halperin等，2008），而其他研究则报告前额-纹状体功能障碍持续存在（Rubia，2018）。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任务特定效应或成熟与补偿策略之间的未検查的相互作用——例如，年轻ADHD患者的较长停止信号反应时间可能表明前额-扣带回网络不成熟，而青少年中错误相关负性的降低可能表明持续的错误监控缺陷（Liotti等，2005）。尽管有大量相关工作，但这些抑制子成分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直接比较仍然很少，ADHD中的抑制缺陷本质仍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认为所有抑制领域都存在普遍缺陷，而其他研究则提出特定成分的选择性功能障碍，每个成分都与不同的神经网络相关（Uhre等，2022）。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使用三种计算机化测试系统地比较了ADHD儿童（9-11岁）和青少年（16-18岁）及其正常发育对照组在特定领域抑制控制方面的差异：斯特鲁普颜色-单词测试（SCWT；干扰控制）、提示性Go/No-Go任务（CGNGT；主动和反应控制，行为约束）以及停止信号任务（SST；反应性抑制，动作取消）。我们测试了三个假设：首先，ADHD患者会在所有类型的抑制方面表现出缺陷；其次，这些缺陷的严重程度会在不同类型的抑制中有所不同，预计反应性抑制的缺陷更为明显；第三，青少年相比儿童会有所改善，反映了神经认知成熟的延迟（Aron等，2004）。鉴于文献中的证据有限，我们没有对ADHD患者的主动抑制变化方向做出具体预测。通过检查各组之间的年龄差异，本研究进一步探讨了ADHD的抑制缺陷是否在青春期比儿童期更为明显——这是为特定年龄段和抑制机制量身定制可扩展、高依从性干预措施的关键第一步。

参与者
采用横断面比较设计来评估两个发展阶段的神经认知特征。共有82名儿童（40名ADHD和42名正常发育[TD]，9-11岁）和64名青少年（31名ADHD和33名TD，16-18岁）参与研究，总共146名参与者，来自德黑兰的两家专业心理健康诊所。数据收集于2025年1月进行。测试在两家诊所同时进行，由三名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

结果
所有四个组（ADHD儿童、TD儿童、ADHD青少年、TD青少年）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在表2中。

讨论
本研究旨在描述ADHD儿童和青少年的抑制控制特征，以指导精准干预。我们的发现揭示了一个显著的分离：斯特鲁普干扰控制在潜伏期得到了保留，但在准确性上没有；而无论反应模式如何，反应性抑制（包括行为约束和动作取消）都受到严重损害；另一方面，主动抑制控制（通过PII指标衡量）在各组之间没有差异，并且相对完好。这些发现挑战了统一的抑制功能障碍模型。

伦理声明
已从所有参与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处获得参与研究和发表文章的书面同意。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和研究地点的监管框架和指南。本研究得到了德黑兰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IR.UT.PSYEDU.REC.1404.011）。

致谢
作者感谢德黑兰心理健康诊所工作人员在参与者招募和数据收集方面的协助。同时也要感谢参与者及其家庭对这项研究的贡献。

Funding
本研究未接受任何公共、商业或非营利部门的资助。

作者贡献声明
Ghasemzadeh Sogand：撰写、审稿与编辑、监督、概念化。Peivand Ghasmzadeh：撰写、审稿与编辑、监督、形式分析、概念化。Mohsen Rafikhah：撰写、审稿与编辑、验证、形式分析、概念化。Faezeh Shabanali Fami：撰写、原始草稿、软件、方法论、形式分析。

声明
在写作过程中使用了基于AI的语言工具（Claude、Anthropic）来提高手册的英文流畅性；所有内容和分析均为作者原创。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没有利益冲突。

数据与材料的可获取性
本研究生成和分析的数据集可应合理请求向相应作者获取。

伦理批准
本研究符合机构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伦理标准。已获得德黑兰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编号IR.UT.PSYEDU.REC.1404.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