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iatrics》：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to Increase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Dementia Caregivers: A Narrative Review of Behavior Theory, Behavior Change Techniques, and Mechanisms of Behavior Change
背景：随着老龄化人口中阿尔茨海默病(AD)及AD相关痴呆(AD/ADRD)患病率的上升，数百万照护者将面临身心健康下降的风险。由于其所照护的对象已存在身体和认知损害，照护者维持健康促进行为至关重要。规律体力活动(PA)能够预防功能丧失并改善身体健康和福祉，因此，理解如何帮助照护者克服时间、照护职责和自我效能等独特障碍，以实现PA的采纳和维持，是一项紧迫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针对痴呆症照护者的现有健康促进干预（包括PA）成效有限。为克服行为科学证据的碎片化和综合缓慢问题，人类行为改变项目(HBCP)倡导理论支撑、使用标准化分类系统对干预成分（如行为改变技术[BCTs]）进行系统映射，以及明确阐述行为改变机制(MoBCs)。目的：为审视痴呆症照护者健康促进干预成效有限的问题，研究人员旨在开展一项范围综述，综合针对痴呆症照护者PA干预的证据，涵盖三个领域：(1)行为理论对干预设计的指导作用；(2)BCTs的明确规范；(3)MoBCs的识别与测量。方法：检索两个科学数据库，从建库至2025年7月，使用“体力活动”“干预”“痴呆”和“照护者”等关键术语，以识别代表性研究和综述。结果：共纳入7项主要干预试验和6篇综述。研究确定了各领域的差距，为未来研究的优先方向提供依据。结论：亟需开发针对痴呆症照护者的定制化、理论驱动的PA干预措施，以针对经验支持的BCTs和MoBCs，从而改善痴呆症照护者的健康和福祉。
1. 引言
美国人口正在老龄化，预计到2034年，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将超过65岁，到2060年这一比例预计将达到四分之一。老年人常见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AD)和AD相关痴呆(AD/ADRD)，将影响大量美国人。因此，随着人口老龄化和AD/ADRD的预计增加，照护者数量及照护负担也将增加。AD/ADRD照护要求高，照护需求随痴呆严重程度、神经精神症状和功能状况而增加。这种为AD/ADRD患者提供照护的负担对照护者的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同时降低其生活质量(QoL)和经济福祉。与非照护者相比，照护者自评健康较差，身体不健康天数更多，由于照护的压力和需求，其患慢性病的风险增加，并且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通常更高。此外，处理痴呆相关压力源的照护者，其身体健康问题往往更为突出。参与规律体力活动(PA)是照护者应对部分负担的一种方式。
规律PA是改善身心健康公认的策略，所有主要PA指南推荐每周150分钟中等至高强度PA。规律PA降低全因死亡率、心血管疾病风险，并改善身体功能和精神健康。对照护者而言，增加PA可改善其身体健康和福祉，特别是增强心理福祉（压力、抑郁）和QoL。参与快步走等PA项目的照护者在项目结束时报告更高的运动准备状态，表明长期采纳PA的可能性。参与PA还可提高照护自我效能。然而，60%的痴呆症照护者未达到推荐的PA水平，而美国成年人总体中这一比例为29%，突出表明照护者的不活动程度显著更高。
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小幅增加活动量（如增加每日步数）也能改善健康结局。每天仅增加1000步即可降低死亡率；针对步行（即每日步数目标）的行为改变PA干预研究报告，患者人群中每日增加1000步与死亡风险降低7%相关。因此，步行提供了一个可实现、可行且能改善健康结局的PA目标。尽管PA建议广泛、益处明确且存在这些可实现的小目标，许多照护者仍不规律参与推荐的PA。
照护者表达出强烈的增加活动意愿，但面临独特障碍，如PA自我效能低、缺乏时间和动力、照护需求/疲劳，以及无法离开照护对象。证据表明，需要行为干预以促进痴呆症照护者的PA，针对可解决的照护相关障碍，并适应其面临的复杂性和独特问题。例如，制定灵活且可适配照护者日程和照护对象能力的PA项目（如在家庭内及周围进行的PA；与照护对象一起进行的活动）。包含行为成分的干预试验使用行为改变技术(BCTs)。BCTs是行为干预中可观察、可复制的成分，被认为是“有效成分”。BCTs在健康行为方面（包括PA）获得经验支持，并可组合成多成分干预。此外，为理解BCT干预不仅是否有效，而且如何有效，研究者必须明确并测量假设的行为改变机制(MoBCs)。MoBCs是BCT影响行为的基本假设因果过程。然而，MoBCs很少被识别，且很少被评估和实证检验，导致BCTs与PA结局之间的因果通路理解不足。
为克服行为科学证据（包括PA等健康促进行为）的碎片化和综合缓慢问题，Michie及其同事利用专家共识和信息科学进展来定义、分类和解释关于BCTs的现有且快速增长的证据。随后，人类行为改变项目(HBCP)创建，以回答“什么干预措施，与什么相比，效果如何，暴露程度如何，对什么行为（持续多久），对谁，在什么环境中，以及为什么？”这一大问题。HBCP倡导理论支撑、使用标准化分类系统对干预成分（如BCTs）进行系统映射，以及明确阐述MoBCs。本范围综述以HBCP框架为指导，综合针对痴呆症照护者PA的行为改变PA干预证据，以确定在痴呆症照护者PA干预中使用了哪些行为理论、BCTs和MoBCs并进行了测量，并确定未来研究的优先差距。
2. 方法
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范围综述，综合行为理论、行为改变技术(BCTs)和行为改变机制(MoBCs)在痴呆症照护者体力活动干预中的应用证据。与范围综述方法一致，以识别代表性研究和综述，检索了两个科学数据库。PubMed和Google Scholar数据库使用“体力活动”“干预”“痴呆”和“照护者”等关键术语进行检索。检索于2025年7月进行。检索文章自数据库建库至2025年7月发表。以增加PA的干预试验为优先，同时根据相关性考虑系统综述、荟萃分析或其他综述。如果综述检验了痴呆症照护者或更广泛照护者人群中的PA干预，并提供关于行为理论、BCTs和/或MoBCs的可提取信息，则纳入。纳入综述被认为可为解释有限的主要试验证据提供重要三角验证和背景。仅审阅可获取全文的英文文章；排除方案论文、会议摘要和学位论文。筛选PubMed中所有返回结果，而Google Scholar中筛选前10页结果。对标题和摘要进行相关性筛选，以确定与综述目的（识别针对痴呆症照护者增加PA的干预，并确定是否存在行为改变干预[即行为改变理论和/或BCTs]和/或MoBCs的识别和/或测量）的相符性。符合筛选标准的研究，如果主要结局是增加PA，或当PA非主要结局时测量并报告了PA变化，或在痴呆症照护者中PA效应的背景下综述了行为干预，则进行全文审阅。对所选文章的参考文献列表进行审查以获取额外研究。所选文章标题也输入Google Scholar，并探索“相关文章”链接以查找任何额外研究，直至前10页（即每篇最多100篇文章），以进一步识别与照护者PA相关的文章。最后，全面审阅AD/ADRD研究领域的主要出版物，如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年度事实与数据，以查找与综述目的相关的任何额外研究。
文章选择和数据提取由一名作者(AMG)进行，其制定了初步提取表，由资深作者(MJB)试点并修订以纳入改进。文章内容由两位合著者(LS和MJB)审阅。提取中的任何不确定或差异均通过讨论解决，以在这两位作者间达成共识。提取表定稿后创建汇总表（表1和表2）。所有合著者审阅了改进后的提取表和汇总表，并解释和总结了研究结果以供整合到稿件中。
质量评估：鉴于纳入研究设计的异质性（从小型可行性试验到较大型随机对照试验），两名作者(MJB和AMG)使用改编自既定工具（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关键评估工具）的关键领域对七项主要干预试验进行了质量评估，以制定适合目的的质量评估。评估了：(1)研究设计严谨性（是否存在随机化和对照组）；(2)统计结论（样本量是否足以检验效能）；(3)PA结局测量质量（客观与自我报告）；(4)参与者保留率（流失/随访报告）；(5)报告完整性（干预成分和主要结局）；(6)行为改变机制（识别和测量）；(7)行为理论框架（用于指导干预开发）。质量评级（较低、中等、较高）基于这些领域的累积评估评分，其中评分为“是”(1分)、“否”(0分)、“不清楚”(0分)或“不适用”（从总问题数中排除）。各领域得分相加除以适用总分计算质量得分：较低质量：达到标准的0–49%；中等质量：达到标准的50–69%；较高质量：达到标准的≥70%。讨论任何差异后，作者间就最终评分达成共识。结果见补充表S2。
在本综述中，“体力活动”(PA)指由骨骼肌产生的任何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运动，这与标准定义一致。运动按定义是PA的一种形式，因为“运动”指为改善或维持体能而进行的结构化、有计划的PA子集。当研究明确“中高强度体力活动”(MVPA)时，指活动强度≥3代谢当量(METs)，包括中等强度（如快步走）和剧烈强度活动。在可能的情况下，报告每项研究测量的具体PA构念，认识到干预在目标是总体PA、特定MVPA、结构化运动项目还是每日步数方面存在差异。
3. 结果
3.1. 检索结果
共筛选了361个标题（PubMed 261个，Google Scholar 100个）。其中，49个被选为全文审阅（PubMed 21个，Google Scholar 28个）。经审阅文章汇编见补充表S1，包括28项干预试验和21篇综述（含5篇重复）。去除重复后，44篇被全文审阅，其中13篇根据与目标的相关性被纳入综述（即排除31篇）。7项为照护者PA干预试验，6篇为照护者身心健康结局干预效果的综述。在31篇排除文章中，排除原因主要包括未测量PA变化（24篇，77%）。六篇综述中有三篇包含明确测量照护者PA行为变化的试验（在其他身心健康结局中）；然而，另外三篇综述在全文阅读后包含关于行为理论、BCTs和/或MoBCs在照护者干预试验中的重要证据，因此被认为重要而纳入。尽管从参考文献列表或“相关文章”检索中额外筛选了6篇文章，但均未纳入综述。结果围绕本综述的三个关注领域组织：(1)使用行为改变理论指导干预设计；(2)BCTs的明确说明和部署；(3)假设和测量的行为改变机制。首先总结七项主要干预试验的证据，然后综合六篇纳入综述的佐证发现。
3.2. 主要干预试验
七项纳入的主要干预试验招募了9至211名照护者，评估了家庭、电话支持、团体和技术传递项目。PA干预在持续时间、模式和规定的PA类型方面有所不同。干预持续时间从3至12个月不等，传递模式包括电话或邮件咨询、家访、团体会议，以及一项使用平板/Zoom的可行性试验。五项研究使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步行或结合有氧、力量和平衡活动），目标为每周≥150分钟或大多数日子每天≥30分钟。两项研究规定了有咨询的结构化家庭项目；三项采用电话或自我指导方案；一项使用远程视频会议小组会议。Farran等人(2008)是一项包含耐力、力量、平衡和灵活性的多成分健康促进项目，使用加速度计客观测量体力活动，但无随机对照组。在这些行为干预增加PA的有效性方面，七项研究中只有两项(29%)在痴呆症照护者中产生了显著的PA变化。Connell和Janevic证明，在基线活动水平低的参与者中，6个月时运动增加更多，并在12个月时保持，同时与对照组相比，感知压力显著降低，运动自我效能提高；而Farran等人(2016)发现，其增强体力活动干预(EPAI)相对于对照组显著增加了中高强度PA和步数。鉴于试验数量少(n=7)、设计异质性和样本量可变(N=9至N=211)，干预有效性的证据仍然有限。表1提供了所有纳入主要研究的详细信息。
行为理论：在七项旨在增加痴呆症照护者PA的干预试验中（n=5），或在主要结局非PA时测量PA变化的试验中（n=2），七项中的四项(57%)基于理论框架。理论框架包括社会认知理论(n=2)、社会学习理论(n=1)和自我效能理论(n=1)，Farran等人(2016)基于两种理论：压力过程模型和社会认知交互模型。两项证明照护者PA显著增加的试验均明确由理论驱动。
BCTs：七项试验中有五项(71%)使用了BCTs或可编码为BCTs的成分（例子包括目标设定[BCTTv1 1.1]、自我监控[BCTTv1 2.3]、反馈[BCTTv1 2.2]和问题解决[BCTTv1 1.2]）。在五项试验中识别出共16种BCTs。最常见的BCTs是目标设定（五项试验）、自我监控（五项试验）、反馈（四项试验）和问题解决（四项试验）。在报告BCT内容的试验中，每项干预的平均BCT数量约为六种（平均值=6.2；范围4–8）；两项研究未使用BCTs。
MoBCs：七项试验中只有两项(29%)识别了MoBCs。MoBCs包括自我效能、运动自我效能和自我照护自我效能。只有一项试验测量了MoBCs的变化（运动自我效能和自我照护自我效能）。两项未识别MoBCs的试验基于行为理论，其余三项也缺乏明确引用的行为理论。
主要试验质量评估：质量评估显示试验质量异质性。七项试验中有四项达到“较高质量”（满足>70%的预定标准），两项为“中等质量”（满足50–69%标准），一项为“较低质量”（满足<50%标准）。在痴呆症照护者中产生显著PA变化的两项试验均被评为“较高质量”，包括理论支撑、研究严谨性和报告完整性。
3.3. 综述
表2包含纳入综述的详细信息。六篇纳入综述的范围各不相同。六篇综述中有三篇包含在照护者其他身心健康结局中测量PA行为变化的试验；然而，另外三篇纳入综述未报告PA行为变化，但全文阅读后包含关于行为理论、BCTs和/或MoBCs在照护者干预试验中的重要证据，因此被认为对范围综述重要而纳入。在三篇检验照护者PA干预且可获得PA测量的综述中，证据表明增加照护者PA是可能的，但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现描述这三篇综述，并在后续小节中描述其余三篇相关综述。
3.3.1. 包含PA测量的照护者PA干预综述
Baik等人综述了慢性病（包括痴呆症，占纳入试验的44%）家庭照护者的PA随机对照试验(RCTs)（纳入16项试验；总参与者=918）。该综述的目的是分析和捕捉过去10年（2010–2020年）随机临床试验中发现的针对慢性病老年人家庭照护者体力活动干预的最新趋势。在纳入的综述试验中，有6/16项将PA水平作为干预结局进行测量；其中一半（n=3）为痴呆症照护者。16项纳入试验使用了混合模式（如有氧和抗阻运动）、混合传递方法（如面对面和电话）以及混合环境（如有监督的健身房训练和无监督的家庭训练）的PA项目。大多数测量PA的试验（n=5/6）报告PA干预对照护者总体PA参与有显著效果，其中三项为痴呆症照护者（即所有纳入的测量PA水平的痴呆症照护者试验均显示PA水平显著改善）。综述中纳入的PA干预总体显著改善心理社会健康，但身体健康效果不一致。作者主张在未来的试验中使用数字健康技术，以帮助激励照护者锻炼和自我监控其PA水平；因此，需要开发和测试技术支持PA项目，以确定最佳PA内容和传递方法，并量化照护者在家庭环境中的PA。
Lambert等人进行了一项描述性系统综述，检验PA干预对照护者和照护对象身心健康结局的影响（纳入14项试验；总参与者=693），其中大多数为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症照护者（n=9/14纳入试验，64%）。该综述的目的是检验PA干预对照护者心理社会结局（抑郁、压力、焦虑、痛苦、幸福感、生活质量、愤怒控制）、负担、PA水平、身体健康/功能体能（力量、平衡、步态、血压、心率、体重指数）、睡眠质量、社会功能以及应对/准备/自我效能，以及（如有报告）照护对象心理社会结局的效果。14项研究中有6项将PA作为结局测量，其中4项为痴呆症照护者。纳入的6/14项试验中呈现了多种PA模式和传递形式——步行项目（家庭、电话支持）、瑜伽（团体和家庭练习）、太极、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生活方式PA（园艺、家务）；基于团体、家庭、电话支持以及一些二元组。纳入的六项试验中有五项报告照护者PA显著增加，其中四项为痴呆症照护者。PA干预对其他健康相关结局显示出前景：研究报告了痛苦、幸福感、QoL、睡眠质量和自我效能或运动准备状态的改善。对照护者负担和身体健康的影响参差不齐（不到一半的研究显示益处）。家庭PA干预的流失率低于团体干预；痴呆症照护者中所有四项有显著发现的研究均为家庭基础。作者总结，虽然大多数研究表明照护者可以增加其PA水平，但仍需更多工作以建立更强证据，包括使用客观PA测量、体能和功能结局，以及开发二元PA干预以测试对照护者和患者报告的健康结局的影响。
Teri等人旨在综述一项多中心(N=10)转化研究的结果，该研究为一项基于证据的多成分运动加行为/心理社会干预，以改善痴呆症患者(PWD)及其家庭照护者的健康和福祉，即减少阿尔茨海默病残疾(RDAD)。10个中心招募了N=255个二元组。该综述的目的是描述由区域老龄化机构(AAA)工作人员开展的RDAD-NorthWest的转化、实施和有效性。所有10个中心均测量了PA变化。多成分二元干预包括渐进式有氧/耐力（目标为每天≥30分钟中等强度）、下肢力量训练、平衡/柔韧性练习，以及照护者关于痴呆教育（A-B-C问题解决、愉快事件安排、行为管理）的培训，由经过培训的AAA案件管理员提供，配有手册、家访、家庭作业和保真度监控。PWD和照护者在4个月治疗期间均显著增加了体力活动水平；然而只有PWD的PA增加在随访时保持显著；照护者的PA水平仍高于基线。二元组的每个成员在积极治疗期间都经历了其他益处，包括PWD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照护者抑郁症状的减少；该研究证明了社区传递的可行性。作者指出，虽然照护者/PWD的获益在随访时得以维持，但如果没有社区的持续支持，这些获益不太可能持续。
3.3.2. 未包含PA测量的照护者PA干预综述
现讨论三篇未专门检验痴呆症照护者PA行为变化但综述了行为改变成分、行为改变技术使用及其对痴呆症照护者其他健康相关结局干预效果影响的综述。在这三篇综述中，证据表明需要在该人群中开发更多基于理论的干预措施，并分离行为成分的具体效果，明确报告行为理论、BCTs和MoBCs。
Ahn等人检验了PA干预对认知衰退人群非正式照护者身体健康（如氧耐力、平衡和/或力量）、心理社会健康（如焦虑、照护负担、抑郁症状和/或压力）和福祉（如睡眠质量、心理幸福感和/或健康相关QoL）的影响（纳入12项试验；总参与者=1163）。12项纳入试验中有4项测量了PA变化，但该综述未报告；这些数据被识别是因为这四项试验包含在本综述前一节讨论的主要干预研究中。12项综述试验中的干预措施包括步行、太极或多成分活动（有氧、力量、伸展和/或平衡活动）。作者报告仅在一种身体结局（静态平衡）和一种福祉结局（心理幸福感）上有中等改善。
Guay等人检验了针对老年人（包括痴呆症患者）照护者的互联网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基于干预成分（如内容、多媒体使用、互动在线活动和提供支持）、行为改变技术和照护者结局（如对照护者压力源、中介因素和心理社会健康的影响）（纳入12项试验；总参与者=1852）。纳入综述的干预措施各不相同，包括基于网络的教育干预、自助式网络治疗干预和人工支持的网络治疗干预，并使用书面文本和/或视频、互动在线活动（家庭作业、测验和练习）或问卷，以及异步和同步提供的人类支持。纳入综述的12项干预措施中有7项(58%)导致照护者结局显著改善，其中三项为痴呆症照护者。有效的干预措施使用了互动成分，包括在线练习和家庭作业(n=4)或健康状况问卷(n=2)，且(n=5)纳入了由专业人士或同伴提供的远程人类支持。作者总结，纳入试验的设计和目标不允许确定哪个具体成分和/或行为改变技术在产生照护者积极健康结局方面更有效。
Wu等人描绘了针对痴呆症患者非正式照护者网络干预中涉及的行为改变理论、BCT簇和行为改变动因（即行为改变机制）；检验了行为改变元素与研究保留率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参与者特征与研究保留率之间的关系（纳入32项试验；总参与者=3866）。照护者结局包括：照护者健康和福祉（负担、压力、抑郁、疼痛、孤独）(25/32, 78%)、感知能力(11/32, 34%)、照护对象问题行为(7/32, 22%)、自我效能(7/32, 22%)、感知社会支持(6/32, 19%)、生活质量(5/32, 16%)、照护知识(4/32, 13%)、与照护对象的关系质量(4/32, 13%)、感知健康(4/32, 13%)以及干预可用性和可行性(4/32, 13%)。纳入综述检验这一多样化照护者健康结局列表的干预措施包括RCT、试点研究、可行性研究、混合方法研究和准实验研究，且大多数(80%)仅为网络干预，而20%将网络干预与其他远程医疗模式（如电话、虚拟现实、电子邮件联系和视频会议）相结合。作者主张明确报告行为理论、BCTs和机制，并根据参与者特征定制干预措施。
行为理论：对行为改变理论使用的明确检验有限，且在有报告的情况下，理论使用程度各异。Ahn等人报告纳入试验中行为理论使用有限；12项试验中只有三项(25%)说明了理论框架（社会认知理论(3)和动机性访谈(1)）。类似地，Wu等人发现32项网络照护者干预中有17项(53%)明确了理论基础。Guay等人指出，导致显著照护者结局的干预措施通常包含行为理论。在Baik等人综述的六项测量PA的干预措施中，三项为痴呆症照护者，其中只有两项明确了理论框架。Lambert等人综述中纳入的五项干预措施中有三项（均为痴呆症照护者）显示出显著的PA增加，并使用了行为理论。最后，Teri等人综述的RDAD-NW试验设计包含行为框架。
BCTs：所有深入检验干预成分的三篇综述均报告BCTs在照护者干预中普遍使用，但报告质量参差不齐。Guay等人识别出互动在线成分和专业/同伴支持是有效项目的常见元素；有效干预措施中最常使用的BCTs包括提供社会支持以及指导行为改变和障碍识别的组合。综述的12项干预措施中有10项使用了BCTs，其中7项(58%)导致照护者结局显著改善，其中三项为痴呆症照护者。作者总结，需要隔离具体成分效果的研究以增进对行为改变潜在机制的理解。在Wu等人中，纳入综述的所有32项试验均使用了至少一种BCT，97%(31/32)在其干预中使用了至少两种BCT。纳入综述试验中包含的个体BCT总数从1到14不等，中位数为五种技术，BCT簇总数从1到9不等，中位数为4.5个簇。较高的BCT簇数较低保留率相关。在Baik等人综述的六项测量PA的试验中，三项为痴呆症照护者。大多数纳入试验(N=5)报告PA干预对照护者总体PA参与有显著效果，包括所有三项痴呆症照护者试验；其中两项使用了BCTs。在Lambert等人中，纳入综述的五项干预措施中有三项（均为痴呆症照护者）显示出显著的PA增加，并使用了至少一种BCT。Teri等人的RDAD设计包含使用BCTs支持照护者。Ahn等人报告纳入试验中BCT使用有限。
综述还强调了一个实际问题，即Wu等人的映射工作中较高的BCT簇数与较低的保留率相关，几位作者警告多成分复杂性可能降低依从性。Guay等人和Baik等人强调，社会支持、指导、问题解决、目标设定、自我监控和反馈等BCTs常见于更有效的项目，他们建议使用标准化报告（如BCTTv1）清晰报告BCT内容，以实现复制和综合。
MoBCs：在各综述中，一致观察到机制报告不足和检验不足。Wu等人指出，尽管许多纳入试验描述了行为改变动因（81%指出某些动因），但正式中介检验不常见。Guay等人和Ahn等人同样提请注意连接干预成分与结局的通路测量稀少。Ahn等人指出，其综述的纳入PA试验中只有一项检验了理论机制。在Baik等人综述的六项测量PA的试验中，三项为痴呆症照护者，其中只有两项识别了MoBC。在Lambert等人纳入的试验中，只有一项包含MoBC。Teri等人报告的RDAD试验(N=10)未包含MoBCs。总之，这表明虽然干预措施通常使用BCTs并有时陈述理论理由，但很少有干预措施明确识别并实证检验能够解释这些技术如何产生行为改变的MoBCs。Wu等人发现许多研究包含多种BCTs但很少检验机制，这强调了挑战：没有测量和中介分析，因果链（BCT → MoBC → 行为改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验证。
综述的交叉参考观察：存在痴呆症照护者PA可以增加的证据，但集中在纳入直接测量PA并使用行为改变成分的试验的子集综述中。综述趋于建议：(a)改进理论规范，(b)使用标准化分类系统映射和报告BCTs，以及(c)测量假设机制并在可行时使用客观PA测量（加速度计/数字监测）。作者强调灵活传递（家庭、电话、网络）的可行性，通常辅以人类支持，但也警告多成分复杂性可能损害保留率和可解释性。
表2提供了所有纳入综述的详细信息。
4. 讨论
PA促进本质上是一项行为改变挑战；因此，以行为理论为基础，识别BCTs和可能的MoBCs以实现PA行为的积极改变非常重要。这是本范围综述的推动力。研究发现，很少有研究检验行为干预成分在增加痴呆症照护者PA方面的效用，仅筛选出七项主要干预研究，其中四项受行为理论指导，五项使用了BCTs，两项识别了MoBCs（仅一项测量了MoBCs变化），且仅两项导致PA显著变化。类似地，在改善痴呆症照护者其他健康和福祉领域的试验综述中，缺乏行为理论指导工作和缺乏针对照护者的行为改变内容导致其成功有限。即使包含BCTs，也被捆绑到多BCT干预中，无法阐明每个单一BCT的独特效果。最后，可能的MoBCs很少被纳入研究设计，即使纳入，其效果也大多未被测量。总的来说，这表明文献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差距。以下在现有行为改变文献的背景下对每个问题进行总结。
4.1. 行为理论
尽管理论存在于略多于一半的主要试验中(4/7)，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基于非常有限的证据(n=2项试验)——两项实现PA显著增加的试验均采用了明确的理论框架。虽然这种模式与更广泛的行为改变文献一致，表明理论驱动设计产生更大效应，但有效试验数量少排除了确定性结论。尽管如此，这与纳入综述的报告一致，即行为理论支撑有限，而理论驱动设计的研究可与更大或更一致的效应相关联。其他综述也证实理论使用与更大行为效应相关。这些发现的实际意义在于，未来的照护者PA干预，包括痴呆症照护者，应采用行为理论指导其设计，以便选择并明确干预成分（即BCTs），使其针对经验上合理的通路。例如，社会认知理论(SCT)和自我效能框架在照护者PA和更广泛PA文献中反复出现，是实用的候选理论，因为它们与常用的BCTs（如目标设定、自我监控、反馈、社会支持）以及照护者相关的决定因素（如信心）吻合良好。明确的理论使用还阐明了为何选择特定BCTs（不仅因为常见），并能够对关键MoBC进行先验检验（例如，自我效能的变化是否中介PA变化？），提供可检验的因果链(BCT → MoBC → 行为)，可以经验评估，这对于从有希望的组合转向精简、可扩展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根据干预目标可考虑的其他理论包括实施意图/计划模型（用于将意图转化为行动）、习惯形成和自动性框架（用于长期行为改变/维持）以及压力过程模型（将PA置于照护压力情境中）。选择主要理论，如有理由，选择次要补充框架，可实现有针对性的BCT选择和聚焦的MoBC测量。
4.2. BCT成分
BCTs在一般人群和老年人中广泛用于促进健康行为，包括PA。然而，在照护者中，本综述表明，缺乏行为改变内容以及使用很少或不使用BCTs支持照护者实现更好健康，归因于照护者PA水平和其他健康结局缺乏显著发现，这与其他证据一致。在2010年一项促进健康生活习惯干预的综述中，作者发现，与另一种干预或无干预相比，有理论依据并使用BCTs的试验与更大的效应量相关。尽管有这一证据，后来一项2017年照护者干预的系统综述发现，纳入研究的设计和目标不允许精确确定哪个成分和/或BCT在产生照护者积极结局方面更有效。此外，除两项外，所有研究都不允许分离成分以评估有效性，使作者只能假设哪些成分和因素组合导致更好结局。三项使用少于两种BCT的干预，与使用四至十种BCT的其他干预相比，对照护者任何结局均无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也在一项专门针对痴呆症患者照护者的综述中报告。作者将此归因于缺乏BCT使用，这与本综述发现一致。这些发现共同表明，评估单一BCT（单独或组合）的独特效果在以往针对痴呆症患者照护者的试验中尚未进行。通过灵活、定制（如痴呆友好）的BCT项目解决与PA参与相关的照护需求，可能有助于痴呆症患者照护者实现并维持其健康和福祉。
在现有文献背景下，直到最近，许多行为改变干预的发现及其基础科学往往报告不一致，限制了综合发现以系统改进行为改变干预并建立势头的机会。因此，Michie及其同事以及几位其他人的专家共识和信息科学进展旨在定义、分类和解释关于BCTs和MoBCs的现有且快速增长的证据。许多促进PA的行为改变试验已在普通成人人群中进行；然而，与本综述一致，大多数仅使用多BCT干预。在一项系统综述纳入的51项PA试验中，只有一项以单一BCT为特色；在所有研究中识别的可能26种BCT中，平均每项干预为六种。相比之下，在痴呆症照护者中进行的PA试验较少，所有试验仅使用多BCT干预（平均使用六种BCT），除了两项完全未使用BCT的研究。
大多数旨在改变健康相关行为的干预措施包含许多干预成分，其有效性存在很大异质性，限制了研究者对不同成分BCTs与有效性之间关系的理解。跨多人群的PA干预文献表明：(1)PA干预中使用的BCT成分差异很大；(2)使用了来自多种健康行为改变理论的BCTs；(3)在痴呆症照护者行为干预中，单一BCT的效果无法确定；(4)只有少数研究检验了特定BCT是否能改善日常步行等PA；(5)相对较少的PA干预使用远程传递，这是一种有前景的干预形式，更有利于满足照护者独特需求（如无需面对面访问），并且允许可扩展性。由于Michie及同事对BCT分类系统的标准化，有机会利用这些可靠方法来说明BCTs和行为MoBCs以选择适当的行为干预成分。痴呆症照护者中PA干预的缺乏，以及行为改变理论和技巧使用的不一致，表明迫切需要设计行为改变干预，识别单独或组合使用的单一BCT，以增加这一处于不活动高风险中的脆弱人群的PA。例如，Webb等人对成人人群中基于互联网的行为改变干预进行了荟萃分析（85项试验；总参与者=43,236），报告总体效应小而显著(d+≈0.16)，更大效应与更大理论使用、更多BCTs和补充沟通模式（如短信/电话）相关。
4.3. MoBCs
即使干预成功产生行为改变，科学家也很少知道干预成功的原因或方式。MoBCs被定义为BCT影响行为的基本假设因果过程。经验上检验假设的MoBCs对于不仅理解哪些BCTs改善PA，而且理解它们如何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尽管大多数研究者明确陈述了其成功PA干预背后的MoBC，但很少经验上检验MoBC是否改变或甚至被激活。本综述也是如此，只有两项主要试验识别了MoBC，且只有一项测量了MoBC。此外，在本综述纳入的综述论文所包含的试验中，MoBCs很少被识别或测量。这与Rhodes和Pfaeffli一致，他们综述了PA行为改变的中介检验，得出结论：哪些确切BCTs和哪些确切MoBCs被明确激活并导致行为改变，很少（如果有的话）被适当检验。回顾所有确实检验关键MoBC（在此情况下为自我效能以改善PA）变化的BCT干预，注意到一些局限性：(1)大多数干预为多BCT（平均存在六种），妨碍精确识别哪种BCT对MoBC产生多大效应；(2)缺乏对BCT使用的定量评估，妨碍评估BCT是否被使用，以及如果是，它是否激活了MoBC？(3)没有干预检验完整中介模型，妨碍确定BCT是否激活MoBC，以及MoBC的激活随后是否增加PA。这是理解哪些干预成分最有效（即哪些BCTs影响PA）以及这些干预如何影响PA（通过关键MoBC）方面的显著差距。例如，在2019年BCTs与其MoBCs之间经验联系的综合中，277项行为改变干预试验中有55项针对PA，七项专门针对步行。自我效能，或关于自己执行特定行为能力的信念，是社会认知理论的核心构念，并且在55项PA试验中有超过35项以及七项步行试验中有四项是关键的MoBC。已发现自我效能对PA的启动和维持至关重要，并且可能是连接多BCT干预与增加PA的最强MoBC。尽管有这一强有力的经验支持，本综述中只有一项PA试验识别并测量了自我效能。因此，主张对于拟议的增加PA的行为改变干预，研究者应选择与PA行为改变相关的关键MoBC（如自我效能），然后从也与自我效能相关的BCTs中经验性地选择具体BCTs。
4.4. 证据综合
对七项试验和六篇综述的叙述性综合揭示了几个趋同主题。心理社会结局是最一致有利的领域。多项试验和综述报告抑郁症状和感知压力减少。其他试验和综述报告了PA和/或行为干预项目后QoL的改善。然而，成功增加照护者PA的行为干预证据有限。两项试验显示MVPA或步数显著增加，而其他试验产生混合或非显著变化。类似地，在测量PA作为结局的试验中，两篇综述报告PA水平显著改善，但其他四篇综述结果参差不齐。客观身体健康结局（例如力量或平衡）和照护者负担在研究间效果不一致，表明干预影响功能结局的异质性。明确纳入行为改变理论、清晰说明BCT内容并使用补充联系模式（电话或短信随访）的干预往往产生更强的行为结局，这与更广泛的基于网络的行为改变文献一致。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