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of former residences of celebrities in Yangzhou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online reviews and questionnair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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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评论数据与传统的问卷数据是当下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常见的两类数据源。前者数据量大，但存在不完整、算法干扰、脏数据及敏感性等明显局限；后者量化程度高，但受成本高、样本量有限制约。为探索两类数据的互补机制，研究人员选取扬州9处国家级名人故居为案例，采用序贯混合方法
线上评论数据与传统的问卷数据是当下文化遗产研究领域常见的两类数据源。前者数据量大，但存在不完整、算法干扰、脏数据及敏感性等明显局限；后者量化程度高，但受成本高、样本量有限制约。为探索两类数据的互补机制，研究人员选取扬州9处国家级名人故居为案例，采用序贯混合方法设计。首先，对线上评论进行内容分析与主题编码，识别出5大类负面评价，并据此构建指标体系，进而收集线下问卷数据开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AHP-FCE）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两类数据在诊断核心短板时存在部分对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问卷指标源自线上评论编码这一序贯设计的内在逻辑。文化表达、互动体验、可达性与标识设施被共同识别为最弱维度。线上数据提供细致描述与情境特征，问卷数据反映问题的权重与严重程度。同时，两类数据存在差异：线上评论中服务态度投诉频繁，而问卷该项得分较好，反映极端个案与整体公众感知的区别。总体而言，线上评论数据能真实集中反映系统性缺陷，在捕捉具体细节与用户真实情感感知上具有独特优势；问卷调查数据可通过权重分析针对性反映问题严重性。两种路径整合的管理与诊断框架为文化遗产地的靶向优化提供及时且具洞察力的决策支持，两类数据在粒度上的差异为理解游客体验提供了独特视角。
研究背景方面，名人故居作为社会文化记忆载体，已从纪念地转向集文化传播、教育展示与旅游开发于一体的复合功能空间，其公共使用反馈与实际需求尚未被充分研究。传统田野调查与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受限于成本与样本规模，而线上旅行平台评论虽具海量、连续与非反应性优势，却面临不完整、算法干扰、脏数据与可复现性不足等质疑。单一方法均无法完整捕捉公众参与的多元面貌，因此研究人员提出核心问题：如何互补两类数据之长、整合后能否产生超越单方法的洞见。该研究以扬州9处国家级名人故居（含何园、个园、汪氏小苑、朱自清故居等，排除开放时长不足的王氏盐商住宅）为对象，于2025年5月至10月收集携程、去哪儿、马蜂窝、大众点评四平台2021年5月至2025年10月公开评论，经去重脱敏获19,923条有效评论，筛得3,922条负面评论（占19.7%）；线下于2025年12月30日至2026年2月25日在9处故居出口按每5名离场游客截访1人、系统随机抽样，获1,724份问卷，剔除无效后保留1,643份（有效率95.3%），样本以18—45岁、本科以上、首次到访为主。
关键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序贯混合方法（sequential mixed-methods design）：第一阶段对线上评论借助ROST CM6.0作高频词、语义网络与情感倾向分析，由两名文化遗产旅游背景编码员依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对负面评论做开放初始编码、子主题合并与核心主题提炼，经第三人仲裁与编码者一致性检验（Cohen’s Kappa初始0.82、子主题0.86、核心主题0.91）建立5核心—13子主题负面评价体系；第二阶段依编码结果构建含5准则层28要素的后评价（POE）指标，邀15名景观设计、高校科研与文旅管理专家用1—7标度法两两比较建判断矩阵，以几何均值定权（一致性比CR均<0.1），对1,643份问卷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00/80/60/40/20）做模糊综合评价（FCE）多级运算。
研究结果部分，高频词分析显示负面焦点集中于景区规模、可达性与停车、文化主题（园林/盐商/淮扬菜）、展陈形式（拍照多、沉浸互动少）。语义网络表明“园林—叠石—建筑”居中心，名人姓名未成核心节点，拍照/参观与景观强连而与历史/文化弱连。线上负面编码中，“可达性与展陈设计”类提及1,241次（受限可达567次、展陈单调494次、建筑破损180次），“游客体验与活动参与”1,079次（特色不清589次、缺互动375次），“名人文化挖掘与呈现”646次，“管理与运维”549次，“设施配套”444次。问卷AHP-FCE总分61.56，五维度中吸引力开发70.33最高（建筑保存79.82、外部环境77.21，但展陈内容59.32），服务管理68.05，环境设施56.70（标识51.08、可达50.22、停车53.31最低），氛围活动53.05（趣味互动49.97、活动多样48.80最低），名人文化57.16（创新表达50.47最低）。两类数据在子维度层部分对应：问卷低分的可达/标识/停车、趣味互动/活动多样、创新表达，均对应线上高频负面编码；而线上高提“服务态度差”181次，问卷员工态度仍达71.23，反映极端个案与整体评分的粒度差。讨论部分指出，弱文化表达与浅互动源于官方遗产话语重“园林建筑”轻“名人故事”，公共参与机制缺失；可达性不足是商业开发、街巷原貌保存与标识人文关怀间的治理逻辑冲突；资源向何园、个园倾斜致其他故居边缘化；线上负评集中但问卷某维度均分被高分项拉抬属类别内极化而非矛盾；负评服务态度高频源于匿名环境放大与自选择偏差（J形分布），问卷整体均摊弱化个例。线上数据胜在细粒度情境与情感预警，问卷胜在权重量化与代表推断，二者形成“问题识别—权重量化—细节细化”互补链。研究局限含仅取文本未纳图文视频、线上无人口学属性、负评偏向未平衡正中性、线下仅冬季、未涉国际平台。
结论部分翻译：研究人员以扬州9处国家级名人故居为案例，采用序贯混合方法设计整合线上评论与线下问卷，发现两类数据共同指向文化表达弱、可达性差、过度商业化、互动缺失与资源分布不均等核心短板，并实现功能互补——线上数据擅识别具体问题与捕获公众情感，问卷数据擅量化权重与流行度，整合形成“问题识别—权重量化—细节细化”互补链。基于此，研究人员建议文化遗产管理机构建立线上数据作日常预警、传统调查作周期诊断的互补机制，为相似历史城市遗产振兴提供双轨范式。该文发表于《PLOS 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