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rban Forestry & Urban Greening》：What Makes an Effective Tree Preservation Ordinance? Analyzing Relations Among Tree Preservation Actions and Canopy 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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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健康树木为城市提供的价值已被充分确认。许多城市利用树木保护条例（Tree Preservation Ordinance）来保护私有土地上的树木。为评估树木保护条例的有效性，研究人员采用回归框架（regression framework）分析了保护行动与树冠
大型健康树木为城市提供的价值已被充分确认。许多城市利用树木保护条例（Tree Preservation Ordinance）来保护私有土地上的树木。为评估树木保护条例的有效性，研究人员采用回归框架（regression framework）分析了保护行动与树冠覆盖度（Canopy Cover）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数据集包含了美国4个州62个城市的人口普查区组（Census Block Group, CBG）的环境与人口统计信息，以及各城市树木保护条例的编码文本。研究发现，纳入更多保护行动与较好的树冠覆盖结果之间存在弱相关。此外，满足五项或以上保护行动的城市法规所对应的人口普查区组，其树冠覆盖度损失小于仅满足一至四项的区组。研究还发现，树冠增长与某些人口统计变量（如失业率）相关，而开发和贫困人口比例与较大的树冠损失相关。鉴于保护城市树冠免受开发压力和气候变化影响的紧迫性，研究人员识别了可能解释树冠变化的额外变量，并为未来关于保护法规有效性的研究提出了准实验设计（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树木保护条例（Tree Preservation Ordinance）旨在规范私有土地上现有树木的移除与养护，是城市维持树冠覆盖度（Canopy Cover）的重要政策工具。尽管大型健康树木对城市环境、公众健康的益处已被广泛认可，但此类条例的实际效果却饱受质疑。既有研究通常将条例视为存在或不存在的二元变量，或仅聚焦于某一单项条款，难以揭示保护行动组合与树冠覆盖变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条例可能面临法律挑战、缺乏有效激励、执法不严等问题，而树木替代种植的短期效果亦有限。因此，需要更细致地评估条例中具体保护行动的有效性。
针对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选取美国四个州（俄亥俄州、俄勒冈州、得克萨斯州、犹他州）中62个Tree City USA城市，以人口普查区组（Census Block Group, CBG）为分析单元，整合2011—2021年树冠覆盖数据、土地开发数据、人口统计数据及城市条例文本，采用内容分析对条例中的十项推荐保护行动进行编码，并运用回归框架分析保护行动数量与树冠覆盖变化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条例中包含的保护行动数量越多，与树冠覆盖损失减少之间存在弱正相关；满足五项或以上行动的城市，其区组树冠损失显著小于仅有一至四项的城市。此外，开发压力和贫困人口比例与树冠损失增加相关，而失业率和儿童人口比例则与较少损失相关。该研究首次将保护行动从条例文本中分解出来进行量化比较，为城市林业政策评估提供了新方法，其成果发表于《Urban Forestry 》。
在技术方法上，样本来自美国四个州62个Tree City USA城市，数据来源包括美国农业部林务局（USDA Forest Service）30米分辨率树冠覆盖数据集（2011年、2021年）、国家土地覆盖数据库（NLCD）开发强度分类、美国人口普查局人口统计资料及城市官方发布的树木保护条例文本。研究人员采用内容分析法，依据专家推荐制定编码表，对十种保护行动进行归类和计数，并通过多次协商确保编码一致性。随后构建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以区组为观测单位，控制初始树冠覆盖度、开发变化、城市人口变化及多项人口特征变量，并纳入州固定效应和交互项；同时进行城市层面聚合回归及高增长城市排除的敏感性分析，以确保结果稳健。研究还使用Dunn检验比较各州行动数量差异。
### 4.1 树木保护行动
通过内容分析62个城市的树木保护条例，研究人员发现66%的区组位于满足三项或以上保护行动的城市，其中29%的区组所在城市恰好满足三项。各州平均行动数量存在显著差异：俄勒冈州最高（5.8项），得克萨斯州次之（3.5项），俄亥俄州和犹他州较低（分别为1.55和1.5项）。最常见的保护行动依次为“目标”（Goals，61%城市）、“关键根区保护”（Critical Root Zone, CRZ，60%城市）和“要求”（Requirements，44%城市），而“五年以上监测”（Five）仅出现在1个城市中。
### 4.2 树木保护行动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每增加一项保护行动，区组树冠覆盖百分比的变化约增加1个百分点，但效应较弱，约为标准差的八十分之一。将城市按行动数量分组后，满足5项及以上行动的城市相比无条例城市，树冠覆盖损失显著较少；而仅满足1—4项的城市反而比无条例城市损失更大。结果表明，之前观察到的行动数量与较少损失之间的关系主要由满足五项以上行动的城市驱动，而仅有一至四项的城市相对于本州平均反而损失更大。进一步按照行动类型分为“施工相关”（Construction）和“程序性”（Procedure）两类，只有程序性行动（如目标、罚款、单一家庭适用等）与更少损失显著相关，而施工相关行动未达统计显著。研究还发现，开发增加对初始树冠较高区域的负面效应更大；城市人口增长与树冠变化正相关；贫困比例与树冠损失正相关，而失业率和儿童比例与较少损失相关。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提供了保护行动数量与树冠变化相关的弱证据，但效果幅度微小。开发是树冠损失的主要驱动因素，尤其对已有较高树冠的区组影响更明显。人口增长在控制开发后反而与树冠改善相关，可能与城市资源投入增加有关。贫困社区树冠损失更多，符合环境正义文献的预期。而失业率与较少的树冠损失可能源于遗漏变量偏差，例如失业率较高的老旧社区开发压力较低。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仅限于有数据可得的Tree City USA城市、30米分辨率可能低估或混合土地覆盖类型、未纳入城市林业预算、执法程度等变量。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采用准实验设计（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以更严格评估条例因果效应。
研究结论翻译：树木，尤其是大型树木，对城市至关重要。城市政府通过树木保护条例在私有土地开发期间保护大型树木。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内容分析将具体的保护行动从树木保护条例中分解出来，然后利用回归框架分析了美国四个州62个城市私有土地上条例保护行动与树冠变化之间的关联。研究发现较弱的证据表明，纳入更多保护行动与较少的树冠损失相关。数据集存在局限性，掩盖了其他关系，例如无法考虑城市林业预算、市议会组成、法规执行程度以及公众对树木的支持。这意味着虽然不能排除法规的重要性，但也不能自信地断言法规能预测更好的树冠覆盖结果。可能还有其他变量单独或组合地成为更重要的预测因子。至少，这项研究表明城市不应仅依靠法律来维持健康的树冠。鉴于保护城市树冠免受住房开发压力和气候变化导致树木死亡率上升的紧迫性，未来研究应考察这些及其他变量，以确定其他有效的树木保护行动。本研究为评估此类行动提供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