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本研究探讨了两个研究问题。第一，哪些社会人口学、行为和心理学因素与20至59岁韩国女性的高抑郁症状独立相关？第二，在考虑这些因素后，主观感知自身体型大小是否仍与抑郁症状保持独立关联，且这种模式在年轻女性与中年女性之间是否有所不同？主要结局指标为高抑郁症状，定义为PHQ-9评分≥5分。设计：本横断面研究使用了韩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中四个实施了PHQ-9的量表周期（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的合并数据。所有估计值均纳入了复杂调查设计，因此反映的是20至59岁韩国女性全国总体人群的情况。方法：我们分析了20至59岁完成PHQ-9的韩国女性数据（n = 7595）。高抑郁症状定义为PHQ-9评分≥5分，表明轻度或更严重的症状。构建了基于设计的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采用序贯建模方式：人口学变量（模型1）；加入行为和心理学因素（模型2）；加入感知体型大小，以相对于平均体型大小的指示对比形式纳入（模型3）。按年龄组（20–39岁和40–59岁）进行分层分析，并在合并模型中拟合年龄组交互项，以正式检验关联是否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有所不同。结果：高抑郁症状（PHQ-9 ≥ 5）的加权患病率为24.1%（95% CI 22.8–25.3）。在双变量分析中，感知体型大小在高抑郁症状组与无高抑郁症状组之间差异显著（p < 0.001）。在调整行为和心理学因素后，无论在哪一个年龄组中，感知偏瘦或感知肥胖均未与抑郁症状相关（20–39岁，偏瘦：OR 1.25，95% CI 0.92–1.69；肥胖：OR 1.05，95% CI 0.85–1.30；40–59岁，偏瘦：OR 1.21，95% CI 0.84–1.73；肥胖：OR 0.99，95% CI 0.80–1.22），且两个自由度联合检验在两组中均无统计学意义。感知压力（OR 5.15和4.93）、较差的主观健康（OR 2.11和2.55）以及终身吸烟史（OR 1.75和1.79）在两组中表现出最强且最一致的关联（所有p < 0.001）。较低的 household收入与40–59岁女性的抑郁症状相关，重度聚饮与20–39岁女性相关；在正式交互检验中，家庭收入仅显示出按年龄调节效应的非显著趋势（p = 0.060），因此年龄差异仅为描述性而非确立性的。结论：感知体型大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粗关联在调整行为和心理学因素后未能持续。由于感知压力和主观健康可能位于从体型感知到抑郁症状的因果路径上，这种衰减既与混杂因素一致，也与间接路径一致，而本研究的横断面设计无法区分二者。感知压力和主观健康在各年龄组中表现出最强关联，而较低的家庭收入在中年阶段仍为独立相关因素。这一发现指向了一种物质条件，仅依靠个体层面的筛查本身无法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