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到消费：城市食物系统中的行为性与结构性约束——来自纳米比亚的证据

《Cogent Food & Agriculture》：From knowledge to consumption: behavioural and structural constraints in urban food systems, evidence from Namibia

　　

改善膳食质量日益成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战略的核心议题，但关于营养知识能否转化为更健康的膳食行为，现有证据仍不确定，特别是在快速城市化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本研究考察了纳米比亚Rundu城市家庭中营养知识与水果和蔬菜消费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影响膳食结果的行为性和结构性因素。研究人员采用二元和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家庭调查数据，以区分膳食充分性与消费强度。营养知识与达到推荐的最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显著正相关（β = 1.526, p < 0.001），但未显著预测更高的消费强度（p > 0.05）。家庭规模与膳食充分性呈负相关（β = ?0.137, p = 0.021），而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呈现非线性效应。这些发现揭示了知识-行为差距，表明在结构性障碍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仅靠营养教育可能不足以改善膳食质量。通过区分膳食充分性与消费强度，该研究证明营养知识可能对不同阶段的膳食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因此，营养教育应辅以改善营养食物可负担性、可及性和可得性的食物系统干预措施。

**研究背景**

改善膳食质量已成为全球粮食安全和公共卫生战略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在膳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NCDs）快速上升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水果和蔬菜通过提供必需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在预防此类疾病中发挥关键作用。然而，尽管健康益处的证据充分，全球许多地区的果蔬消费仍远低于推荐水平。在快速城市化的非洲国家，传统饮食正逐步被能量密集、营养贫乏的加工食品替代，膳食转型使果蔬摄入不足问题更为突出。

营养教育是广泛推行的改善膳食行为策略之一，其前提是提高营养知识能鼓励个体做出更健康的食物选择。但是，关于营养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为实际膳食行为，已有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提示还存在行为、社会经济和结构性因素影响食品消费决策。另一方面，已有实证研究大多采用二元指标衡量是否达到最低膳食推荐量，将膳食行为视为单一结果，未能区分“达到基本膳食充分性”和“达到更高消费强度”这两个在概念上不同的行为阶段。纳米比亚Kavango East地区主要城市中心Rundu，具有快速城市化、对购买食品依赖增强、社会经济不平等持续以及果蔬消费相对较低等特征，为研究营养知识与结构性条件如何共同影响膳食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场景。该论文发表于《Cogent Food》期刊。

**研究方法与数据**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横断面分析设计，基于202名Rundu城市居民的一手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以主要居住郊区为分层依据，在每层内进行简单随机抽样；由本地培训的调查员进行面对面访谈，问卷涵盖果蔬消费、营养知识、社会经济特征和营养信息暴露等信息。因变量包括膳食充分性（dietary adequacy），即是否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每日400克果蔬摄入量（约五份80克），以及膳食消费强度（dietary consumption intensity），即每周消费频率的五级有序分类。主要自变量为营养知识指数（Nutrition Knowledge Index, NKI），由四个李克特五点项目构成（Cronbach's α=0.824）。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收入、性别、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和营养信息暴露；年龄、教育、收入采用正交多项式对比处理以捕捉非线性关系。分析使用二元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并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数据管理和统计计算在R 4.6.1中完成。

**主要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约41%的受访者达到最低推荐果蔬摄入量，多数人处于中间消费频率类别。NKI平均值为0.62（SD=0.16），表明受访者总体具备较好的营养知识。教育程度以中等和高等教育为主，收入类别差异明显，女性略多于男性，平均家庭规模约五口人。

**营养知识与膳食充分性**：二元probit模型联合显著（LR χ²(14)=85.50, p<0.001），McFadden伪R²为0.355。营养知识指数的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