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劳务移民的性别、安全与福祉

《Australian Geographer》：Gender, safety and wellbeing of Pacific and Timorese labour migrants in Australia

　　

摘要
本文考察了性别如何塑造澳大利亚太平洋澳大利亚劳动力流动（Pacific Australia Labour Mobility, PALM）计划中太平洋岛国和东帝汶参与者的安全与福祉。研究采用多地点、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包括问卷调查（n=303名参与者；n=54名利益相关者）、107次访谈以及横跨澳大利亚三个州的实地观察——识别了影响工人在区域和农村环境中经历的关键因素。分析表明，安全与福祉受到结构性条件（包括签证安排、对雇主的依赖以及有限的服务获取）与社会文化因素（如信息差距、经济压力和孤立）之间相互作用的塑造。性别成为不平等的一个关键轴线。女性面临不成比例的风险，特别是在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SRHR）以及性暴力和性别暴力（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SGBV）方面，加之医疗保健和支持服务获取的障碍。研究人员认为，这些风险产生于PALM计划的治理安排和空间组织中，这些安排限制了工人的能动性，并在澳大利亚区域地区造成了不均等的照护获取。通过整合移民地理学、劳工地理学和照护地理学的见解，本研究提供了对劳动力流动的性别化诠释，并强调了建立协调、具有文化响应性且可及的支持系统的必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

太平洋澳大利亚劳动力流动（Pacific Australia Labour Mobility, PALM）计划是澳大利亚与斐济、基里巴斯、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PNG）、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东帝汶、图瓦卢和瓦努阿图十个邻国之间的劳务移民项目，参与者持临时签证赴澳工作。该计划整合了此前的季节性工人计划（Seasonal Worker Programme, SWP）和太平洋劳工计划（Pacific Labour Scheme, PLS），分为短期（最长9个月）和长期（1至4年）两个类别。以往研究对PALM计划的评价不一：一些研究发现其具有明确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另一些则指出参与者面临的不良经历以及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尽管已有文献分别探讨了劳工不稳定、健康服务获取、治理安排和性别问题，但鲜有实证研究将这些维度整合起来，考察性别如何塑造PALM计划中的安全与福祉。现有研究往往将劳工脆弱性、健康获取、治理安排和性别相对孤立地进行考察，缺乏对签证条件、雇主依赖和区域劳动力空间组织之间交互作用的系统分析。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对太平洋和东帝汶参与者的多地点混合方法分析，整合移民、劳工和照护地理学的视角，揭示性别、地理和治理如何交互影响参与者的安全与福祉。该论文发表在《Australian Geographer》。

研究方法

研究在昆士兰州（凯恩斯、卡布尔彻）、新南威尔士州（瓦加瓦加、塔姆沃思）和南澳大利亚州（纳拉库特）五地开展。数据来源包括：经太平洋劳工机构（Pacific Labour Facility）短信平台向5,182名参与者发放问卷，回收PALM参与者问卷303份、利益相关者问卷54份；2022年4至10月开展107次半结构化访谈；对八场社区活动（含区域加速论坛）的实地观察；以及太平洋劳工机构提供的1,901例关键事件数据（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研究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协议编号2021/380）。

研究结果

（一）影响PALM参与者安全与福祉的因素

通过归纳主题分析，研究人员识别出18个影响PALM参与者安全与福祉的关键因素。其中9个积极因素包括：与家乡家庭和社区保持紧密联系；在澳生活符合预期；获得文化适宜的服务；有支持性的福利官（批准雇主指定的法定角色）；能够践行文化和精神信仰；工资和扣款透明；了解同意和家庭暴力法律；了解避孕和性传播感染（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STIs）知识并获取相关服务；对澳大利亚医疗保健系统有良好理解。9个消极因素包括：服务难以获取（交通、知识、费用、语言等障碍）、酗酒、危险驾驶、错误信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条件（肉类加工部门的寒冷和严酷工作、园艺和肉类加工的重体力劳动和伤害风险）、工作地点孤立、信息和身心准备不足、经济压力（扣款后低工资和家庭汇款压力）以及不合格的住宿条件。

（二）性别化的PALM参与经历

研究发现，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SRHR）和性暴力与性别暴力（sexual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 SGBV）相关问题对PALM计划中的女性影响尤为严重。

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访谈发现参与者缺乏关于性健康的信息和支持服务，未治疗的STIs（包括衣原体和淋病）比例较高，避孕措施使用率低。文化羞耻感阻碍了参与者讨论性与性健康话题。

怀孕与分娩：私人医疗保险12个月的等待期意味着怀孕参与者无法获得保险报销。存在歧视性做法，包括合同终止和“遣返”、因可能怀孕而拒绝雇用女性。部分怀孕参与者直到分娩都没有获得产前保健。

终止妊娠：参与者面临服务路径不清晰、费用高昂（手术终止妊娠费用达2,000至4,000澳元）、文化不认同以及缺乏具备文化适宜技能的服务人员等障碍。服务提供者还担忧雇主的介入控制了参与者的服务选择。

性暴力与性别暴力：女性经历亲密伴侣暴力、控制行为、经济虐待、性骚扰、性胁迫和性暴力。问卷调查显示，女性参与者更倾向于认为“男性伤害女性”是一个问题。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从信息与数据、家长式管理与权力失衡、健康公平、地理与服务获取四个视角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参与者缺乏系统性的母语信息和具有文化适宜性的SRHR和SGBV相关信息；批准雇主承担过多福利责任导致参与者在敏感问题上难以获得保密支持，且参与者对雇主的签证依赖加剧了权力不平衡；PALM参与者被排除在Medicare之外，面临高昂的自付医疗费用，特别是生殖健康服务费用；澳大利亚区域服务基础设施分散，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协调和数据共享，导致服务可及性不足。

研究结论指出，尽管PALM计划为工人及其家庭创造了重要的经济机会，但通过不充分的医疗保健安排、有限的保密支持系统获取以及对个别雇主和侨民善意的过度依赖，加剧了不稳定的条件。风险和不安全的负担不成比例地落在参与者身上，形成照护分配不均的格局。该研究突显了这一负担的性别化本质，特别是女性工人面临个人安全和生殖保健方面的独特风险。治理安排限制了参与者的能动性，联邦政府缺乏协调和适当的数据收集与共享，对参与者的安全与福祉产生了负面影响。研究人员建议，未来PALM计划的改革必须更加重视倾听和学习参与者的生活经验，承认和扩展其能动性，并与太平洋主导的组织共同设计改进方案，以确保文化完整性、透明度和信任。该研究还引发了关于澳大利亚在区域中的角色及其寻求建立的伙伴关系性质的更广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