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大流行：撒哈拉以南非洲COVID-19经历中的暴力与脆弱性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Shadow pandemics: violence and vulnerability as part of the COVID-19 experi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根据联合国妇女署（UN Women）的观点，与COVID-19同时发生了一场“影子大流行”（或次级危机）：针对脆弱人群（妇女和老年人）的暴力行为增加（联合国研究路线图）。尽管与COVID-19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低于预期，但该地区报告的这些群体所遭受的暴力水平为全球最高。为了调查这一影子大流行，研究人员在疫情高峰期开展了一项横断面调查，以探讨COVID-19的影响以及对妇女和老年人暴力的态度。结果表明，报告认为殴打妻子有理的态度比例很高（乌干达23%、加纳59%、肯尼亚80%），以及对老年人暴力可接受的态度比例也很高（加纳39%、乌干达69%、肯尼亚94%）。支持暴力的态度与资源不安全、报告的低福祉水平以及高水平的情绪困扰相关。现在通过政策和实践干预来解决针对脆弱人群的暴力问题，可能有助于在预期的全球动荡（如与气候、冲突和/或卫生紧急情况相关的动荡）面前预防类似的未来影子大流行。

### 影子大流行：撒哈拉以南非洲COVID-19经历中的暴力与脆弱性——论文解读

暴力侵害妇女和老年人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约30%的15岁以上女性曾经历亲密伴侣暴力（IPV），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居住在非洲。IPV会显著增加糖尿病、HIV感染、药物使用、抑郁以及低出生体重等健康风险。相比之下，针对老年人暴力的研究严重不足，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LMICs）。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是全球老年人增长最快的地区，但社会规范往往忽视老年人，导致暴力与虐待问题高发且被纵容。对暴力的态度是暴力实施的关键决定因素，它受社会规范、性别权力关系和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COVID-19大流行期间，居家令、封锁等防控措施加剧了家庭压力、资源不安全和经济困难，使针对妇女和老年人的暴力风险显著上升。联合国妇女署将这种伴随大流行的暴力激增称为“影子大流行”。尽管SSA的COVID-19病亡率低于预期，但该地区脆弱群体遭受暴力的水平居全球之首。然而，现有研究对LMICs关注不足，且缺乏对老年人暴力态度的考察。为此，研究人员应用女性主义政治生态学（FPEH）框架，在加纳、肯尼亚和乌干达三国，于疫情高峰期（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开展横断面调查，旨在探讨对不同群体暴力的态度及其相关因素。该论文发表于《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研究采用平行案例横断面设计，数据由当地社区健康工作者通过Kobo工具箱收集。加纳样本为1174名50岁以上女性；肯尼亚样本为535名18岁以上男女；乌干达样本为288名50岁以上男女。测量工具包括：家庭食品不安全访问量表（HFIAS）评估食品不安全；家庭水不安全经历量表（HWISE）评估水不安全，并加入卫生相关问题构成WASH不安全量表；自编福祉量表测量支付账单、租金和购买食物的能力；一般健康问卷（GHQ-12）筛查情绪困扰。统计上使用二项族广义线性模型（GLM）与互补对数-对数连接函数，先进行单变量分析，再调整混杂因素进行多变量分析，用McFadden’s R²和正确分类百分比评估模型拟合。

#### 样本特征

三国样本约60%处于贫困状态，女性占多数。教育水平差异显著：加纳72%无教育，乌干达44%，肯尼亚仅3.7%。加纳样本全部为女性，平均年龄57.5岁；肯尼亚平均年龄38.4岁；乌干达平均年龄73.5岁。

#### 资源不安全

绝大多数参与者报告食品和水/WASH不安全。肯尼亚最严重，96.4%为中重度食品不安全，加纳和乌干达分别为67.1%和56.9%。水不安全评分肯尼亚最高（平均14.1），加纳（9.6）和乌干达（6.2）相对较低。多数加纳和乌干达参与者家中无洗手设施。

#### 健康状态与福祉

乌干达自评健康不佳比例最高（59%），情绪困扰（GHQ-12≥4）也以乌干达最高（87%）。加纳健康保险覆盖率高达80%，肯尼亚为22.6%，乌干达仅2.8%。福祉指数显示肯尼亚最差，其次为乌干达和加纳。

#### 支持针对妇女和老年人暴力的态度

报告支持殴打妻子的态度比例在加纳、肯尼亚、乌干达分别为59%、80%和23%；支持对老年人暴力的态度比例分别为39%、94%和69%。多变量分析揭示，水不安全在肯尼亚与支持对女性暴力显著正相关（调整后OR=1.09，95%CI: 1.06–1.11），在加纳与支持对老年人暴力正相关（OR=1.11，95%CI: 1.08–1.13）。福祉差在加纳和肯尼亚显著增加支持两类暴力的可能性。乌干达中，情绪困扰者支持对老年人暴力的OR高达2.42（95%CI: 1.35–4.63）。此外，女性在某些国家更可能支持暴力，反映出社会规范的常态化效应。

讨论部分指出，态度嵌入社会文化、经济和历史关系网络，女性也可能因社会规范而接受暴力，以维护自身社会地位和资源获取。福祉差会产生压力和焦虑，削弱亲社会性，增加暴力风险。医疗可及性差可能限制女性对权利信息的接触。水不安全是性别暴力的重要驱动因素。情绪困扰既可能是暴力的后果，也可能反过来强化暴力态度。研究局限性包括自我报告偏倚、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国家间样本差异等。

结论部分原文翻译如下：尽管存在上述局限性，这些发现对系统性政策干预具有意义。从FPEH视角看，讨论展示了社会经济劣势如何复杂地塑造个人对暴力的态度。FPEH的理论原则还要求我们将发现置于空间、地点和时间尺度的背景中。这凸显了不仅需要考虑个体特征，还需要考虑其所在背景，包括曾笼罩所有人的全球冲击。例如，除了研究是在父权制背景下进行（该背景（再）产生并（再）强化性别化的暴力态度），参与者还生活在不利环境中，这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经历和实施暴力的可能性。因此，研究强调了背景特定因素在塑造暴力暴露和态度中的重要性。由此，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专注于构建一种整合初级卫生保健、规范行为改变和法律框架的医疗保健方法，并基于其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公共卫生和初级保健运动应针对态度和行为改变，使针对所有脆弱人群的暴力不再被视为“家务事”或被容忍的文化问题，而是公共卫生问题。最后，关注“福祉”（不仅仅是健康）似乎是减少压力、促进良好决策和支持亲社会行为的途径，从而有望在下一次重大全球冲击期间减少对脆弱人群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