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Profit first, cash later? Is the low ESG commitment in early-stage ventures just a money problem?
编辑推荐：
•高盈利能力并不能保证早期企业承诺履行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盈利性早期企业的ESG表现低于盈利性成熟企业。•盈利与不盈利的早期企业在ESG表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盈利能力与ESG之间的正向关联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仅凭资源约束无法解释年轻企业ESG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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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盈利能力并不能保证早期企业承诺履行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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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性早期企业的ESG表现低于盈利性成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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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与不盈利的早期企业在ESG表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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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与ESG之间的正向关联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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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资源约束无法解释年轻企业ESG参与度低的现象。
引言
尽管可持续性研究文献主要聚焦于大型上市公司，但关于小型企业和年轻企业可持续性承诺的研究流在不同方向上不断拓展。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ESG承诺对中小企业（SMEs）绩效的影响。Momtaz和Parra（2024）调查了可持续性导向对中小企业是否具有经济吸引力，并发现其对中小企业财务绩效具有显著且积极的影响。近期，学者们进一步探讨了ESG承诺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Ben Youssef等，2018）。Setiarini等（2023）表明，与早期企业相比，成熟公司更有可能开展ESG项目。虽然这些研究对于拓展关于年轻企业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意义，但关于早期企业如何确定其ESG承诺以及如何将这些活动纳入企业目标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这一问题尤为相关，因为早期企业在推动创新、价值创造以及向可持续经济模式转型方面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此外，早期设定的目标和数字化规模化商业模型很可能会对企业及其未来影响留下深刻印记（Del Giudice等，2021；Wang等，2024；Alfiero等，2025）。
现有文献已广泛分析了财务表现与ESG参与之间的关系，指出盈利能力更强的企业通常会在可持续实践中投入更多资源，这归因于其更充裕的财务资源、利益相关者压力和声誉激励（Waddock和Graves，1997）。然而，此类证据主要涉及大型成熟企业，而对早期企业ESG行为的理解仍处于探索不足的状态。特别是，学者们将早期企业ESG承诺水平低归因于其面临的资源约束（Hasan和Habib，2017）。尽管这一解释被广泛接受，但关于资源约束是否确实是导致早期企业ESG参与度有限的核心解释因素，实证证据仍然缺乏。具体而言，文献尚未明确：高盈利能力的早期企业——即面临较低财务压力的企业——是否展现出与具有相似盈利能力的后期阶段企业相当的ESG承诺水平。这一研究缺口尤为重要，因为它无法区分纯粹基于资源的解释与涉及目标优先排序、组织结构、管理层激励或年轻企业时间视野等其他决定因素。本文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出发，采用多理论融合方法，旨在将可持续性承诺纳入年轻企业的目标体系中，证明其较低的ESG承诺并非取决于其有限资源，而是源于内外部压力所产生的优先事项。
本研究通过检验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盈利能力与ESG承诺之间的关系，弥补了这一研究缺口。研究样本来自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数据库2013至2022年间的大量企业数据。研究发现，高盈利能力的早期企业的ESG承诺显著低于同等盈利能力的后期阶段企业。此外，高盈利与低盈利的早期企业在ESG参与程度上并无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表明，在早期阶段，与增长、创新和竞争巩固相关的投资可能被认为比ESG参与更为重要。因此，财务资源的可获得性并不必然转化为这些企业更高的ESG承诺。总体而言，我们的发现表明，有限的财务资源并不能完全解释早期企业ESG参与度低的现象。
因此，本文做出了若干贡献。首先，它挑战了ESG文献中最为公认的解释之一，即仅缓解财务约束并不自动导致更高的ESG承诺。其次，本研究将基于生命周期的视角引入ESG参与分析，揭示了早期企业的战略和组织特征如何独立于资源可获得性而影响可持续性优先事项。最后，本文质疑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假设——即更高的盈利能力必然导致更强的ESG承诺，并表明这种关系可能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本研究的影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看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角度而言，初创企业和早期企业对ESG目标日益增长的关注（Ben Youssef等，2018）引发了关于这种关注是否反映了企业优先事项的重新评估、临时性的管理潮流，甚至是否是一种复杂的印象管理或漂绿行为（Del Giudice等，2023；Battisti等，2025；Iazzi等，2025）。我们的发现通过表明ESG承诺并非早期企业的核心优先事项之一，有助于澄清这一问题。因此，我们的结果表明，在解释年轻企业的ESG参与时，需要关注战略导向、创业型治理和短期激励，而超越资源约束的解释框架。从管理实践角度而言，本研究表明，即使在高盈利状态下，早期企业管理者仍可能认为ESG投资不如增长和生存目标紧迫。因此，旨在增加财务资源可获得性的政策可能不足以促进早期企业的ESG实践。相反，有必要制定激励机制、治理结构和制度压力，以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最早阶段即将ESG议题整合为企业的战略优先事项。
本文结构如下。下一节将回顾ESG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并提出本研究的假设。第三节介绍实证研究、样本、变量和方法论。随后呈现结果和稳健性检验。最后，讨论结果并提出启示与结论。
章节摘要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学者们已表明，早期企业通常不太倾向于参与ESG项目（Hasan和Habib，2017；Setiarini等，2023；Hou等，2024）。在资源基础或剩余资源视角下，这一证据被解释为年轻企业财务和组织资源的匮乏所致（Campbell，2007；Hussain等，2026）。成熟企业的资源庞大、多元且丰富，而年轻企业的资源则有限、集中且匮乏（Hasan和Habib，
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检验我们的假设，我们选取了2013至2022年间非金融类公司作为样本。遵循最新文献的做法，我们从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MSCI）的ESG评级数据库中选取样本企业（Dunn等，2017；Albuquerque等，2019；Pedersen等，2021；Sabbaghi，2022）。该数据库为全球范围内的大量公司提供ESG评级。数据库中每家公司均根据其承诺程度进行
研究结果
表4展示了我们的估计结果。在第1列和第2列中，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呈现了模型（1）的结果。模型高度显著，且Hausman检验支持了固定效应方法的适用性。在第3列和第4列中，我们展示了使用Tobit回归估计模型（1）所获得的结果。在第1列和第3列中，我们估计了仅包含自变量"早期企业虚拟变量"主效应的基准模型。在第2列和第4列中，我们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我们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一些额外的检验。首先，我们使用替代因变量——即从另一ESG数据提供商获取的ESG评分——来验证我们的结果。具体来说，我们使用了彭博提供的ESG评分。与MSCI提供的ESG评分类似，彭博的ESG评分范围为0至10（其中10代表最高分）。结果证实了表4中呈现的发现（为简洁起见，结果未列表呈现，但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盈利能力对可持续性承诺的影响强烈依赖于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在成熟企业中，盈利能力是ESG实践的推动因素；而在早期企业中，盈利能力并未显著增加其投资ESG项目的意愿，因为与增长和生存相关的优先事项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更具体地说，我们的发现揭示了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盈利能力与ESG之间复杂的关系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杨晓伟：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验证、监督、资源提供、项目管理、调查研究、资金获取、形式化分析、概念化。Antonio D'Amato：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验证、软件、资源提供、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研究、形式化分析、数据管理。Maria Teresa Cuomo：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可视化，
杨晓伟，博士，宁波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并曾担任麦考瑞大学和浙江大学的访问研究员。他的研究聚焦于公共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知识管理与创新以及公共资源治理。他已在顶级英文期刊上发表超过30篇论文，
杨晓伟|Antonio D'Amato|Maria Teresa Cuomo|Armando Pap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