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Dealing with the dilemma of digitalization asymmetry within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The dual-edged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编辑推荐：
•数字化不对称对买卖方关系中的二元绩效呈倒U型影响。•在买卖方关系中，共同学习在数字化不对称与二元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监控与信任作为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对数字化不对称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的调节效应。•信任强化了数字化不对称的倒U型效应，而监控则削弱了该效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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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不对称对买卖方关系中的二元绩效呈倒U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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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买卖方关系中，共同学习在数字化不对称与二元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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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与信任作为正式与非正式治理机制，对数字化不对称的影响表现出差异化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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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强化了数字化不对称的倒U型效应，而监控则削弱了该效应。
引言
供应链数字化正在深刻重塑价值创造范式和管理实践（Fang et al., 2025），区块链技术等技术取代了货物库存和合同管理中依赖人力、手动操作的流程（Lumineau et al., 2025）。尽管此类技术变革推动了数据可视化、透明度提升和交易自动化（Xiong et al., 2025a），但成熟度差距依然显著。德勤的数字成熟度指数调查显示，仅11%的受访企业达到了数字成熟度的"冠军"级别，大部分组织仍处于低到中等数字化发展阶段。因此，工业数字化的扩展加剧了企业间的差距（Chen et al., 2025）。这种新兴的数字化不对称对供应链尤为不利，因为它严重阻碍了协调效率、问题解决的及时性以及在动态环境中的运营敏捷性（Takele Koyra et al., 2026）。
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数字化不对称在买卖方关系中来自单方面的影响，例如探索其对供应方不当行为、财务风险、采购方机会主义行为和产品创新的影响（Son et al., 2021; Zhang et al., 2022; Chen et al., 2025; Xiong et al., 2025b）。然而，仅关注核心企业的结果可能引入偏差，因为合作伙伴对合作的感知往往存在显著差异（Nyaga et al., 2010; Lee et al., 2025）。因此，本研究将关注点从核心企业层面的结果转向买卖方关系中的二元结果。此外，已有研究表明，数字化不对称可以通过与数字化成熟度更高的合作伙伴协作来获取技术支持和数据价值，或者与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合作方建立稳定关系而带来益处（Chen and Keppo, 2025; Raj et al., 2025）。但同时也可能是有害的，因为它增加了适应数字化和管理复杂任务的难度与成本，使供应链跨企业协作更加复杂（Jin et al., 2025; Saarinen et al., 2025）。这种双重影响可能使企业在与数字化水平不匹配的合作方进行深度合作时犹豫不决，从而陷入合作困境。此外，学者们主要关注外部环境因素的调节效应（Chen et al., 2025; Xiong et al., 2025b），对企业可采取以应对这些冲突影响的治理策略关注有限。这给企业有效应对这一困境带来了挑战。因此，我们探讨了两个关键研究问题：（RQ1）数字化不对称如何影响买卖方关系中的二元绩效；（RQ2）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治理机制来解决这一困境？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数字化不对称视为一种跨界接口（代表双方数字化资源位置），并通过跨界理论（BST）的视角来探索其影响（Aldrich and Herker, 1977; Luke et al., 1989）。以往研究表明，数字化不对称对二元绩效的影响可能取决于数字技术在供应链中的实施和使用方式（Zhou et al., 2024）。借鉴跨界理论，研究进一步表明，合作伙伴之间的共同学习是一种关键的跨组织跨界活动，能够促进共享理念和创新解决方案的形成（Wang et al., 2016a）。因此，为揭示数字化不对称与二元绩效之间的内在机制，我们考察了共同学习的中介作用。最后，跨界理论认为，随着跨界活动的日益增多，组织越来越依赖跨组织治理机制来协调和管理这些活动（Aldrich and Herker, 1977; Gopal and Gosain, 2013; Jayaraman et al., 2013）。基于强调正式和非正式治理结构作用的治理研究（Cao et al., 2015; Mol et al., 2024），我们进一步考察了信任（非正式治理）和监控（正式治理）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通过分析中国170个买卖方二元对的配对数据，为供应链数字化研究做出了贡献。首先，研究揭示了数字化不对称与二元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凸显了企业在与不同数字化成熟度水平的合作伙伴协作时面临的困境，并对以往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线性假设提出了挑战。其次，研究表明共同学习在这一非线性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阐明了数字化不对称影响二元绩效的机制。第三，研究将跨界理论拓展至数字情境，将数字化不对称概念化为一种数字资源接口，塑造了超越目标差异、权力不对称和分配正义等传统接口情境的买卖方关系（Liu et al., 2017）。最后，研究揭示了信任和监控的不同调节角色：信任通过实现适应性协调而强化曲线效应，而监控则通过刚性控制削弱该效应。这些发现强调了治理机制在跨界数字接口活动中角色的演变。
章节摘要
跨界理论与研究框架
基于跨界理论，跨界接口的地位和位置决定了买卖方关系中双方的行为和绩效（Aldrich and Herker, 1977; Luke et al., 1989; Hummel et al., 2025）。以往研究探讨了资源接口对跨组织关系的影响（Liu et al., 2017），表明组织间的失衡导致双方权力不对称，增加治理成本，并对买卖方关系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然而，研究主要从……
数字化不对称对二元绩效的影响
买卖方关系可以视为松散耦合系统，双方相互依赖并专注于长期协作，同时也受到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对方的动机驱动（Danneels, 2003; Liu et al., 2017）。基于这一论断，我们从合作动机和能力两个角度分析数字化不对称对二元绩效的影响。
首先，我们预测低到中度的数字化……
数据与样本
鉴于买卖方关系的跨区域特性，合作伙伴的数字化水平往往存在显著差异，增加了协作治理的复杂性（Bai et al., 2016）。中国以其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广泛的跨区域买卖方网络，为检验我们的假设提供了独特的制度情境。
我们构建了配对研究问卷。首先，在广泛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我们开发了英文问卷以定义研究测量指标……
假设检验
我们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检验假设，对相关变量进行均值中心化以应对潜在共线性问题。最大的方差膨胀因子为4.411，低于10，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表4呈现了研究模型的标准化回归估计结果。
表4分别按因变量呈现了层级回归结果。对于共同学习，模型1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2添加了……
讨论
随着供应链数字化的推进，企业不可避免会遇到数字化成熟度水平不同的合作伙伴。然而，这种不对称对买卖方关系中二元绩效的影响仍未得到充分探索。本研究表明，数字化不对称并不必然对供应链协作产生不利影响。以往研究主要将数字化不对称与机会主义行为增加、沟通成本上升和协调风险提高联系在一起（Son et al., 2021; Chen et al., 2025……
结论、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中国170个买卖方二元对的回归分析，本研究探索了数字化不对称如何通过共同学习影响二元绩效，以及信任与监控作为两种不同机制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我们的结果证实了数字化不对称与共同学习及二元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瞬时间接效应分析进一步表明，共同学习在……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高希岩：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原始草稿，验证，监督，调查研究，概念化。周寅：撰写—审阅与编辑，验证，资源获取，项目管理，概念化。尹芳敏：监督，调查研究，形式化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杨威：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原始草稿，验证，监督，软件，方法论，形式化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宋泽泽：……
未引用参考文献
Bai et al., 2015; Cao and Lumineau, 2015; Chen and Nadkarni, 2017; De Blok et al., 2014; Deloitte, 2023; Gopal and Gosain, 2010; Haans et al., 2016; Liu et al., 2012; Mol and Lee, 2024; Molina-Morales and Martínez‐Fernández, 2009; Shin and Grant, 2021; Villena and Craighead, 2017; Wang et al., 2024; Yang et al., 2023.
致谢
本研究部分经费由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2025JC-YBMS-817）和中国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300102235617）资助。
杨威|宋泽泽|周寅|高希岩|尹芳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