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rd Lashkir遗址的早期青铜时代占居（埃尔比勒，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新资料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The Early Bronze Age occupations at Gird Lashkir (Erbil, Iraqi Kurdistan): New data o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E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新的放射性碳测年数据完善了上底格里斯河（Upper Tigris）地区早期青铜时代（Early Bronze Age，EBA）的年代学框架。成层的地层序列提供了连续的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序列，并展现了动态的建筑变迁。滚筒印章与墓葬资料揭示了早期青铜时代北美索不达米亚（Northern Mesopotamia）社会与经济的复杂性。小型遗址显示出其被整合融入区域交换网络的程度。

论文解读：Gird Lashkir遗址与北美索不达米亚早期青铜时代研究的新进展

公元前第四千纪末，随着乌鲁克（Uruk）文化影响力的消退，西南亚各地在公元前第三千纪初涌现出多元化的区域文化传统，其中以尼尼微5期（Ninevite 5）陶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分布最为广泛，覆盖了从伊拉克北部到叙利亚东北部、自上底格里斯河至叙利亚哈布尔（Khabur）地区的广阔地理区域。这一过渡时期对于探讨北美索不达米亚社会政治转型、早期城市中心的出现、聚落系统重组及区域间交换网络重构具有关键意义。然而，尽管近十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考古工作显著增加了资料量，上底格里斯河地区的早期青铜时代研究仍面临若干结构性局限：大部分遗址仅有地表调查数据，缺乏长期、连续的成层发掘序列；放射性碳测年数据稀缺，缺乏内部一致、层位清晰的地层框架；装饰陶器研究相对充分，但建筑、聚落组织、经济实践与交换网络等维度仍属薄弱；同时文献资料匮乏且多源自南美索不达米亚，造成阐释上的不平衡。在此背景下，亟需以区域性、地层学扎实且方法整合的个案研究，来细致刻画该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轨迹。

研究人员基于对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埃尔比勒省（Erbil）的Gird Lashkir遗址为期十个田野季（2015–2019年、2021–2025年）的系统发掘，以遗址Trench 3为中心揭露了约174 m²的面积，建立了包含七个主要占居阶段、约4 m厚的连续地层序列，并结合新的放射性碳测年数据，为早期青铜时代上底格里斯河地区的年代学与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锚点。研究表明，该小型遗址展现了高度动态的建筑变迁、精细的空间组织、复杂的行政实践与丧葬行为，显示其深度参与了区域交换网络；研究论文发表在《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在技术方法上，该研究以Gird Lashkir遗址为主要材料来源，样本队列出自Trench 3（另涉及Trench 7等区域）的连续地层单位及遗迹。核心方法包括：田野地层学发掘与建筑形态分析，用于建立七个占居阶段的相对序列；放射性碳测年（样品送Beta Analytic实验室测定）并结合OxCal 4.4.4软件（IntCal20大气校正曲线）构建贝叶斯统计模型，为各阶段提供绝对年代约束；陶器类型学分析，识别尼尼微5期陶器并参与区域年代框架比对；出土遗物综合研究，涵盖石质工具、黏土印章、滚筒印章、动植遗存及墓葬人体遗骸的多代理分析；同时开展建筑技术史与空间功能分析，以揭示聚落组织与经济活动。

研究结果按地层序列分述如下。阶段一（Phase I）：上部堆积为不连续的短暂占居，以零散火塘、灰坑和半埋陶罐为特征，缺乏明确居住面，出土动物陶像、金属铸造范及大型石器工具，推测为间歇性使用的开放空间。阶段二（Phase II）：出现石基泥砖墙，划分出内部与外部空间；东侧外区铺设有15–20 cm厚的卵石地面以改善排水，西侧发现露天火塘；一个室内空间设有两座圆拱形坦杜尔式（tannur-type）烤炉，用于食物加工。椭圆形坑内出土轮式车辆陶模型、奇蹄类动物像及研磨工具，可能属奠基性堆积。阶段三（Phase III）：建筑消失，呈现大型露天火塘（约120×100 cm）叠加其上的结构，火塘基底刻意利用前期泥砖墙体抬高，周围灰烬层中出土黏土印章印痕，显示短暂间隔后快速重建。阶段四（Phase IV）：分IVa与IVb两个亚阶段。Phase IVa形成小型建筑群Complex A，含至少三个明确房间：L.100/109内发现叠置圆形火塘及谷物，测年为2900–2679 cal BCE；L.101内设椭圆形燃烧设施、研磨石与大型储陶器，地面下一座土坑墓（2021/10）随葬陶器、装饰品与滚筒印章；L.104亦发现墓葬。外部空间L.84设有加热坑（heating pit），内壁衬以陶片与卵石，伴出黏土印痕。Phase IVb延续相同墙体和空间布局，新增半圆形泥砖结构围出三角形小空间L.117，可能作储藏之用；该阶段最重要的发现是四座墓葬，其中2022/1墓随葬个人装饰品和滚筒印章，表明部分区域转向丧葬功能。阶段五（Phase V）：分Va与Vb两个亚阶段。Phase Va的Complex B建筑群内首次出现泥砖地面，另有石灰抹面地面和素土夯实地面多种类型；L.145内长方形分格燃烧设施年代为2864–2500 cal BCE；L.148原位发现船形研磨石；L.139地面下葬墓2023/20，其位置与Phase IVb的2022/1墓完全重合，且随葬同一种几何纹滚筒印章。Phase Vb墙体较少、空间较大，中央为垃圾堆积的走廊式区域；大型圆形穹顶窑炉2023/26伴生厚层灰烬与储陶器碎片，另有加热坑；L.164抹面地面上堆积厚层灰烬和黏土印痕，可能为废弃前宴饮活动的残余。阶段六（Phase VI）：再度转向开放式活动区，以大型泥砖砌穹顶火塘2024/38为中心，西侧并排四个加热坑，两个大型灰烬坑中出土陶器、动物骨、炭化种子与黏土印痕，可能为火塘清理形成的次生堆积。阶段七（Phase VII）：最早的早期青铜时代占居，分为VIIa与VIIb。Complex C建筑群围绕中央庭院布局，房间L.180内贴墙圆形燃烧设施伴储陶器碎片，L.195内长方形燃烧设施可能为窑；Phase VIIb时庭院北入口尚未封闭，空间更为开放，早期的圆顶火塘与Phase Vb、Phase VI的窑炉形态相近，显示用火技术自最早阶段起即存在连续性。

建筑研究方面，全序列以泥砖为主要建材，仅较晚阶段（Phase II与IVb）使用石灰岩块作墙基。砖体尺寸自早期不规则的45×25×8 cm向Phase V以后标准化为22–25×13–15×5–8 cm。多个阶段（尤其Phase IVa与VII）内地面低于外部25–35 cm，配置台阶、门槛和门臼，形成半地下式空间。地面分素土夯实、石灰抹面和泥砖铺筑三类，Phase II的卵石铺面在Kani Shae遗址亦有类似发现。建筑频繁拆建与墙体复用造成复杂的地层关系，早期阶段（V、VII）以围绕中心开放空间的密集小型建筑为主，Phase VI和III转向开放活动区，Phase IV又重新趋向密集规划，显示出非线性的动态演变。

丧葬证据方面，Trench 3共发现18处属ETG 2–4期的墓葬，集中于Phase IVb至Va之间，涵盖不同年龄与性别。墓葬分三类：罐葬（pot burial）专门用于新生儿，置于居住区开放空间，有的以石块标志位置，均无随葬品，类似例子见于Tell Leilan、Tell Kutan、Tell Mohammed Arab等遗址；土坑墓多为浅椭圆形，见于室外及室内地面下，埋葬儿童、亚成年与成年，随葬陶器、石器等；泥砖衬砌墓利用早期废弃墙体作为结构支撑，以泥砖衬砌墓壁并封顶，相似做法见于Tell Arbid与Tell Knedij。随葬品中包括来自异地的青金石、红玉髓和贝壳饰物，四座墓葬出土滚筒印章，一座少女墓（2023/21）随葬两套陶器（共十九件）、骨针、三枚青铜针及串珠项链，体现随葬品数量与类型的差异，揭示社会分化及获取珍稀物品渠道的不平等。

讨论部分指出，Gird Lashkir的贝叶斯年代模型内部一致性高（A_model=113.6，A_overall=105.6），将序列置于2990–2622 cal BCE（95.4%概率）之间，各阶段界限重叠明显，表明其为连续占居的短暂相继阶段。遗址出土的50件黏土印痕（主要属Phase V和VI）和六枚滚筒印章（四枚属Pittman类型5的几何纹样，其中三枚同纹样见于连续四个阶段的墓葬；一枚为类型7的线刻风格）证明小型聚落同样参与行政管理和超区域交换网络，与遗址中沥青和金属器物分析所指示的远距离联系相互印证。丧葬实践的空间重复（2022/1与2023/20同位置、同印章）表明社会记忆与空间延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研究结论如下：Gird Lashkir遗址分层明确并经放射性测年锚定的序列表明，小型聚落是塑造早期青铜时代社会、经济与建筑轨迹的积极行动者。该遗址已知最早的占居（Trench 7）显示出连续性而非突然断裂，指向适应与重构的过程而非崩溃。社会经济的复杂性既非突然出现，也未局限于新兴城市中心，而是通过重组居住空间、将行政实践融入日常经济生活、将丧葬传统嵌入居住空间而在小型聚落中逐步发展。广义而言，北美索不达米亚早期青铜时代的复杂性并非全然以城市为规模或特征；像Gird Lashkir这样的小型聚落既参与了超区域网络，又保持着独特的本地轨迹，从而对线性、以南方为中心的国家形成模型提出挑战，并将上底格里斯河地区重新定位为连接后乌鲁克世界与早期领土政体及扩展交换体系的活跃且具有结构重要性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