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Border effects in European air passenge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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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一体化的欧洲,法律保障人员自由流动,国家边界本不应构成交通障碍。然而,证据表明并非如此。国家边界似乎仍然阻碍着客运。本文旨在估算欧洲航空客运背景下边界效应的量级及其决定因素。研究人员估计了一个结合航空运输与边界效应决定因素独特组合的引力模型(gravit
在高度一体化的欧洲,法律保障人员自由流动,国家边界本不应构成交通障碍。然而,证据表明并非如此。国家边界似乎仍然阻碍着客运。本文旨在估算欧洲航空客运背景下边界效应的量级及其决定因素。研究人员估计了一个结合航空运输与边界效应决定因素独特组合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结果表明,与可比的国内航线相比,跨境航线的座位运力下降74.3%,总航班频次下降72.2%。共享语言的国家之间以及存在显著移民流动的国家之间,边界效应有所减弱。此外,基于国家对的国别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西欧的边界障碍低于中东欧。
研究背景与问题
欧洲是全球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法律上保障人员自由流动,航空市场亦已高度自由化,航空公司可自由选择航线、运力、班次与票价。按照常理,国家边界不应再对客运产生实质性阻碍。然而,现实中的欧洲航空市场呈现出明显反差:国内航线密度系统性高于可比跨境航线。例如,巴塞罗那至马德里的航班数量超过至罗马或阿姆斯特丹,尽管后者距离相近且巴塞罗那与马德里之间还存在高频高铁服务;德国国内汉堡至慕尼黑、法兰克福的航班也明显多于汉堡至伦敦。这种反差表明,国家边界仍然构成一种隐性屏障。既有文献对贸易领域的边界效应已有大量研究,但对客运领域关注不足,尤其缺乏覆盖全欧洲、空间单元精细且同时纳入多种航空运输与边界效应决定因素的分析。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基于2018年欧洲航空客运数据,构建扩展引力模型,系统估算边界效应的量级及其决定因素,并考察边界效应在欧洲内部的空间异质性。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以功能城市区域(FUA)作为空间单元,该单元由城市及其通勤区共同构成,相比行政单元能更准确地反映城市实际人口与经济规模。研究数据来自OAG航班时刻数据库,样本覆盖237个FUA、3466个FUA对,包含全年座位运力与航班频次。研究人员采用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估计扩展引力模型,以跨境航线虚拟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并在后续模型中逐步加入旅游住宿供给、机场规模、无固定陆路交通替代、2.5小时以内高铁竞争、共同语言、国家邻接性、欧元区与双边移民等因素。最后,模型以国家对虚拟变量替代单一跨境虚拟变量,以识别边界效应的国家对层面差异。
研究结果
4.1 核心模型
核心引力模型显示,FUA人口总和与人均GDP(GDP per capita)的加权平均值对座位运力和航班频次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人口比值系数为负,表明规模相近的城市对之间航空交通量更高。距离系数在加入跨境虚拟变量后明显下降,说明在未控制跨境因素时,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代理了边界障碍。跨境虚拟变量显著为负,表明跨境航线交通强度系统性低于国内航线。
4.2 扩展模型与完整模型
加入航空运输决定因素后,旅游住宿供给增加、机场规模扩大、缺乏固定陆路或轮渡替代方式均与航空交通量正相关;而高铁旅行时间在2.5小时以内则显著降低航空需求。在边界效应决定因素中,共同语言使跨境航线航空交通量提高40%以上;国家邻接性反而与航空交通量负相关,说明其捕捉了距离之外的地理邻近效应;欧元区虚拟变量无显著影响;双边移民的影响显著为正,移民每增加10%,座位运力与航班频次均提高2.1%。
4.3 国家对模型
以国家对虚拟变量替换单一跨境虚拟变量后,边界效应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座位运力模型的边界效应降幅介于39.2%至90.7%之间,航班频次模型的降幅介于33.1%至89.7%之间。总体而言,西欧国家之间的边界障碍最小,中东欧国家之间的边界障碍最大。主要例外是存在强移民走廊的国家对,例如罗马尼亚—意大利、波兰—英国,以及法国—葡萄牙等侨民流动较大的路线。共同语言同样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德国与奥地利虽然相邻,但边界效应较低,可能得益于共同语言。
讨论与结论
完整模型表明,欧洲航空客运中,跨境航线平均比同等国内航线的座位运力低74.3%、航班频次低72.2%。这一结果低于早期研究的估计,但高于部分近期研究;由于不同研究空间覆盖范围存在差异,仍需面板数据才能判断边界效应的长期趋势。边界效应在航空客运中依然显著,原因主要在于跨境需求低于国内需求,而非供给侧约束;这与铁路运输中由轨距、信号系统等供给端障碍导致的边界效应形成对比。语言和移民是削弱边界效应的重要因素。移民通过促进探亲访友(VFR)旅行并降低信息不对称,使跨境航线需求上升。西方国家更长的一体化历史和更紧密的商业社会联系使边界更易渗透;中东欧国家多以西欧企业垂直附属形式融入国际分工,横向联系较弱,因此边界效应更强。研究人员指出,仅仅提供自由流动并不足以真正消除边界;未来研究可关注COVID-19疫情对边界效应的影响,以及铁路等其他交通方式中跨境供给端壁垒的作用。本研究的结论证实,即使在深度一体化的欧洲区域,国家边界仍然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