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乘环境在老年人多模式出行行为中的空间作用：对包容性出行的启示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Spatial role of transfer environments in elderly intermodal travel behavior: Implications for inclusive mobility

　　

摘要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速，确保老年人能够享有公平且可持续的城市出行服务已成为一项关键的政策优先事项。传统的基于路径的模型往往将换乘障碍进行汇总处理，未能捕捉老年旅客在多模式出行中所面临的具体身体和认知挑战。本研究利用融合的智能卡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结合一个附带换乘环境属性的详细多模式网络，在扩展嵌套递归Logit（E-NRL）框架下进行估计，分析了韩国首尔老年人的多模式出行模式。研究发现，老年旅客与年轻群体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对体力消耗和换乘相关负担更为敏感，体力相关因素在广义成本中占据主导地位，超过了时间和费用方面的考量。与中老年群体相比，老年人对换乘赋予更高的价值，但对车内旅行时间赋予更低的价值。自动扶梯对于实现包容性可达性尤为重要，而较高且不对称的换乘惩罚则印证了以下解读：对于老年人来说，交通方式转换可能会带来较大压力，尽管认知负担并未被直接测量。这些结果支持了老龄化社会中的政策改进。具体而言，我们的发现表明，优先采用以最小化体力负担和潜在认知负荷为导向的基础设施和规划方式（如沿路设置自动扶梯，以及简化站点设计），可能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的公共交通使用率，减少社会孤立，促进积极老龄化，并推进低排放、公平的交通运输系统。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普遍存在的人口趋势，正在深刻重塑城市交通系统的空间结构和出行模式，尤其在人口稠密的城市中更为显著（Alsnih和Hensher，2003；Hess，2009）。随着老年人比例的不断增长，城市区域面临着对服务和社会网络公平获取需求的加剧，同时出行方式正朝着涉及多种交通模式和换乘节点的多模式出行转变（Spickermann等，2014；Meyer-Hollatz等，2024；Ma等，2024）。在首尔这样以交通为导向的超大城市中，复杂的多元交通网络占据主导地位，理解老年人多模式出行的地理维度对于促进包容性、可持续性和空间公平性出行至关重要。

老年旅客在多模式系统中面临重大障碍，这些障碍往往因建成环境的空间配置而加剧。身体机能下降导致行动能力降低，使得换乘变得格外危险且耗费体力（Ahern和Hine，2012）。较长的水平距离、楼梯、缺乏自动扶梯以及路面不平等属性不仅增加了不适感和风险，还造成了可达性方面的空间差异（Guo和Wilson，2011；Zhang等，2025）。这些挑战因城市地理环境而异，受站点设计、网络密度和周边环境特征的影响，这凸显了对换乘环境如何塑造老年人路径选择和多模式出行整体参与度进行细致入微、因地制宜分析的需求。多模式出行的减少具有深远的地域和社会影响，限制了获取医疗、购物和社会机会的能力，从而加剧社会孤立并削弱独立性（Julien等，2015；Banister和Bowling，2004）。从系统性角度看，忽视老年人的需求会阻碍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通过公共交通减少排放），并加剧城市不公平，使人口稠密地区的弱势群体边缘化（Ahern和Hine，2012）。在老龄化社会中，这些影响会通过区域经济和社会网络蔓延，凸显了交通基础设施、可达性与地方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

尽管已认识到这些问题，但关于老年人多模式出行行为的实证研究仍然零散且范围有限（Ravensbergen等，2022；Lei等，2026）。传统模型往往聚焦于单一模式的交通方式选择和基于路径的汇总分析，未能捕捉多模式出行的多阶段复杂性。这将老年人出行的研究局限于狭窄的语境，如单一模式的公共交通或进出站点环节，阻碍了对他们真实体验的全面理解，并使政策在应对积极老龄化和社交参与障碍方面存在疏漏。此外，换乘作为多模式出行中影响用户满意度、系统效率和整体可达性的关键要素，在政策导向的框架中仍未得到充分探索。传统模型通过汇总路径层面的换乘效用损失，忽略了特定换乘地点的换乘相关属性的空间精细度。这些链路级别的属性对于确定行程可行性、安全性和公平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对行动范围往往受建成环境限制的老年人等弱势群体而言。虽然已有文献指出，身体和认知能力的下降使老年旅客对换乘更为敏感，更不可能选择多模式出行，但对这些具体障碍的深入量化仍然有限。

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分析了首尔老年人的多模式出行——首尔是一座快速老龄化的超大城市，拥有密集的多模式网络。我们的第一项贡献是方法论和实证层面的：我们将扩展嵌套递归Logit（E-NRL）框架应用于融合的国家家庭出行调查和智能卡数据，并将路径建模为链路选择的序列，而非依赖预生成的路径集合。这使我们能够在换乘发生的链路上直接纳入详细的换乘环境属性（水平步行距离、楼梯数量和自动扶梯可用性）以及转换后的路径级成本，并估计特定年龄群体对时间、费用和换乘相关体力的敏感性。我们的第二项贡献是空间层面的。通过将行为估计嵌入到首尔丰富的多模式网络属性中，我们进行了链路级和站点级的老年人换乘条件评估。这使我们能够识别高负担换乘地点和聚集区，并量化网络中特定部分如何与中老年群体相比限制老年人的可达性。我们的第三项贡献是政策导向的。我们将结果转化为定量指标，如换乘环境属性的价值和老年人换乘劣势指数（ETDI），可用于筛选和优先确定需要改善的站点。通过将换乘中的经济成本与体力消耗及可能的认知负荷区分开来，并比较老年人和中老年群体的行为，我们展示了哪些基础设施要素对老年人多模式出行的使用影响最为显著：例如，楼梯和较长的换乘距离如何抑制出行，而自动扶梯如何促进出行。这些洞察支持针对性改进，以减少体力和认知负担，缓解社会孤立，促进积极老龄化，并推动老龄化社会中低排放、公平的交通运输系统。

基于上述贡献，本研究由以下研究问题引导：
•在密集的多模式网络中，老年旅客与非老年旅客在链路旅行时间、费用成本、换乘环境属性（水平距离、楼梯和自动扶梯）以及纯粹换乘惩罚方面的敏感性有何不同？
•这些年龄特定的行为参数如何转化为首尔多模式网络中链路级和站点级的换乘负担空间模式？
•这些行为与空间洞察如何被总结为简单的指标（如换乘属性价值和老年人换乘劣势指数ETDI），以支持站点筛选和潜在改进的优先排序？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下一章将回顾老年人出行行为和多模式出行建模方法的现有文献。随后一章呈现数据描述。本研究的E-NRL建模方法随后被介绍，接着是结果与讨论。最后，结论性评语在本文最后部分给出。

章节摘要

老年人出行行为
老年人在使用公共交通（Ravensbergen等，2021；Lei等，2026）和驾驶私家车时（Davey，2007；Ahern和Hine，2012；Chihuri等，2016）经常面临身体和认知方面的行动限制，这对其生活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规律性和强制性的通勤较少见，而灵活性和自主性活动（如就医、购物和休闲）则更为突出（Qian等，2026）。他们的出行高峰时间出现在……

数据描述
本研究的地理范围是韩国最大城市首尔，该城市拥有大量多模式出行者和复杂的多模式交通网络（图1）。该市正在经历快速人口老龄化，因此老年人的出行是一个重大问题。本研究整合了出行调查数据、交通智能卡记录、换乘环境数据和多模式网络，以识别老年旅客的多模式出行和路径，从而便于……

方法
实证策略遵循一个将研究问题与分析后续组成部分相连接的整合分析框架。首先，我们将国家家庭出行调查记录与老年智能卡数据融合，构建了一个丰富的多模式网络，包括链路级换乘环境变量和转换后的路径级成本（3.1老年出行数据，3.2交通供给数据，3.3路径成本转换和基础统计）。其次，我们……

估计结果
上述扩展NRL模型基于老年人的多模式出行进行估计。在模型估计中，步行被确立为模式特定虚拟变量中的参考类别，从而将其系数（??????????）固定为零。换乘虚拟变量仅在其显著性水平达到??<0.10的阈值时才纳入E-NRL模型。因此，模型估计包含了八种特定的换乘模式组合：公交到公交、轨道到轨道……

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首尔老年人多模式出行的地理导向分析，首尔是一座拥有密集、以交通为导向网络的快速老龄化超大城市。我们的发现揭示了不同的空间行为：老年路径选择以最小化体力消耗为优先，而非时间节省，且估计参数显示步行距离和楼梯带来的效用损失被放大，自动扶梯带来显著效益，以及更高且不对称的换乘惩罚。这些实证结果……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Sedong Moon：撰写——初稿，验证，软件，方法学，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
Jeric Taehyung Kim：撰写——审阅与编辑，可视化，方法学，正式分析，数据整理。
Dong-Kyu Kim：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方法学，调查，经费获取，数据整理。
Sunghoon Jang：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资源，项目管理，调查，经费获取，正式分析，……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工作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PolyU 25210924）和香港理工大学（1-BEA2）共同支持。
第一作者感谢韩国国家研究基金（NRF）（由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资助，项目编号2022R1A2C2012835）以及通过韩国国家研究基金（NRF）（由韩国教育部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提供的资金支持。

Sedong Moon | Jeric Taehyung Kim | Dong-Kyu Kim | Sunghoon Jang
韩国汉阳大学ERICA校区交通运输与物流工程系，京畿道安山市桑诺区汉阳大学路55号，大韩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