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后弱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与社区福祉的决定因素

《Discover Public Health》：Determinant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mmunity well-being among vulnerable groups in post-conflict Tigray, Ethiopia

　　

本研究考察了2020–2022年武装冲突后埃塞俄比亚提格雷（Tigray）冲突后环境中结构性弱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的决定因素及其对福祉的影响。研究以涵盖职业、生计、健康与教育的多维SES框架为基础，采用横断面解释性混合方法设计（cross-sectional explanatory mixed-methods design）。定量数据通过多阶段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与比例分层（proportional stratification）从六个严重受影响地区收集了590名受访者的数据；定性数据来自24次关键知情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s）、24次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和12次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并经主题分析以支持统计结果的解释。研究采用综合SES指数（composite SES indices）和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识别冲突后社会经济结果的关键预测因素。结果表明，弱势类别是SES最显著的预测因素，其解释贡献超过年龄、性别和地点等人口学因素。肢体残疾者经历最低的SES结果，反映了长期存在的排斥与行动限制；孤儿呈现混合结果——因人道主义援助健康部分改善，但因家庭瓦解生计下降；老年人面临与累积生命历程剥夺相关的持续劣势；赤贫女性户主家庭则表现出中等但脆弱的韧性，依赖非正式生计和社会网络。从能力取向（capability-oriented）视角看，研究结果表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约束持续塑造着冲突后的福祉不平等。研究强调了有针对性的、增强能力（capability-enhancing）的恢复策略对于改善社会经济安全和促进冲突影响环境中包容性恢复的重要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2020–2022年提格雷战争对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和民众福祉造成了严重且不成比例的破坏。据估计，截至2022年12月平民死亡人数达51.8万，社会基础设施损失约108.6亿美元，其中教育部门损失53.8亿美元、医疗卫生部门损失35.9亿美元。覆盖659,675户家庭和4,960个机构的调查显示，孕产妇死亡率从每10万活产186例升至840例，免疫覆盖率从近100%降至20%，超过120万儿童因14,000多名教育工作者流失而失学。在此背景下，肢体残疾者（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PWPDs）、孤儿、赤贫女性户主家庭（destitute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DFHHs）和老年人等结构性弱势群体承受着叠加的劣势。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停留在描述性、碎片化层面，基于总体指标掩盖了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缺乏分组分层的比较性分析。为此，本研究以Sen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为核心，辅以结构性暴力理论、生命历程理论（life-course theory）和残疾社会模型，开展跨群体的比较性、基于模型的SES差异分析，识别冲突后社会经济恢复的关键决定因素。该论文发表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

**二、关键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横断面解释性混合方法设计（cross-sectional explanatory mixed-methods design）。定量数据来自2024年12月至2025年2月从六个严重受战争影响的行政区——中央区Endabatsahma、Qolla Temben、Abiyi-Addi和默克莱区Ayder、Kuha、Adi Haki——收集的590份有效问卷（应答率97.5%），样本量由Kothari公式（95%置信水平、4%误差）确定为605，并按提格雷劳动与社会事务局的人口数据对四类弱势群体进行比例分配；定性数据包括24次关键知情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s, KIIs）、24次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 IDIs）和12次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 FGDs）。分析采用涵盖职业、生计、健康与教育四个领域等权重的综合SES指数（composite SES index），以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为主要分析手段，以肢体残疾者和Endabathahma为参照类别。

**三、主要研究结果**

**3.1 受访者社会人口学特征。** 590名受访者中女性和城市居民占比偏大，婚姻解体、流离失所与女性户主现象普遍，教育程度偏低，反映该人群在战前已处于不利地位。

**3.2 冲突后职业状况。** 职业状况指数普遍偏低且趋同（M=1.370, SD=0.251），反映战后劳动力市场系统性崩溃。弱势群体类别是最强预测因素：PWPDs最为不利；孤儿（β=0.235, p=0.036）、DFHHs（β=0.349, p<0.001）和老年人（β=0.191, p=0.012）相对较好；年龄、性别和城乡居住地均不显著。

**3.3 冲突后生计模式。** 生计指数呈显著且不均的破坏（M=-0.054, SD=0.996）。城市居住是生计下降的强预测因素（β=-0.243, p<0.001）；孤儿劣势最大（β=-0.428, p<0.001）；DFHHs的双变量优势在多变量模型中消失；年龄和性别效应不显著。

**3.4 冲突后健康状况。** 健康指数呈中等缺损（M=-0.157, SD=1.087），模型解释力较高（R²=0.354）。孤儿健康显著较优（β=0.669, p<0.001），DFHHs略有优势（β=0.104, p=0.025），老年人无显著差异，PWPDs最不利；女性略优（β=0.090, p=0.016）。

**3.5 冲突后教育结果。** 教育指数显示严重学习中断（M=-0.619, SD=0.847），模型解释力较低（R²≈0.074）。老年人教育缺损最大（β=-0.345, p<0.001）；女性显著不利（β=-0.133, 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