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for Nature Conservation》：Building understanding: a review of European farmers’ perceptions of agro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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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物多样性正在衰退，亟需采取紧急行动以逆转持续丧失的物种和栖息地，而这些物种和栖息地支撑着与粮食生产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ES）。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可为改进政策设计提供洞见，从而更有效地设定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目
农业生物多样性正在衰退，亟需采取紧急行动以逆转持续丧失的物种和栖息地，而这些物种和栖息地支撑着与粮食生产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 ES）。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可为改进政策设计提供洞见，从而更有效地设定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及实施措施。本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识别并综合了关于欧洲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认知的研究。研究人员采用PRISMA协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的首选报告项目）识别出43篇同行评审科学文章进行定性分析，并将其归纳为三个主题：1）多重农业生物多样性；2）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与保护；3）社会中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现有文献主要涉及农民对可观察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认知，这些认知融合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文献表明，当农业生物多样性阻碍农业生产时，其与农业之间的负面互动或权衡往往引发矛盾。对未来政策的建议包括：考虑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地方特定认知；制定替代经济驱动政策工具的原则；以及通过知识转移和利益相关者合作，投资拉近公众利益相关者与农民的距离。
1. 引言
1.1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欧盟政策
农业生物多样性（agrobiodiversity）指农田中与作物和野生生物相关的生物多样性，是粮食生产和安全的基础。根据其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可分为计划农业生物多样性（planned agrobiodiversity），即人为选择用于生产的物种和品种，以及关联多样性（associated diversity），即自然发生的、非有意选择的野生生物。功能多样性（functional diversity）则指生态系统中物种性状的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主要由强化景观管理、污染和土地利用变化驱动，传统农业衰退和基因流改变也导致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下降。欧盟通过共同农业政策（CAP）、从农场到餐桌战略、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自然恢复法规（NRR）等政策工具开展保护，但现有政策在景观层面管理和农民合作方面存在缺陷，未能有效改变农民行为。
1.2 农民认知影响政策实施
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认知会影响其参与农业环境计划和采纳保护措施，进而影响政策目标的实现。认知受价值观和物种对生产的实际正负效应影响，可能出现矛盾。理解农民认知的多样性有助于设计灵活的政策工具，并促进利益相关者合作。已有综述多聚焦特定情境或行为决定因素，本文则跨情境综合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及其丧失的感知。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方法，结合定性主题分析，在Web of Science、Scopus、CAB Abstract和Proquest四个数据库中系统检索。检索式针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民感知、态度、知识和价值观等主题，并遵循PRISMA协议进行文献筛选。经过逐层筛选，最终纳入43篇同行评审英文文章，时间跨度为1990年至2023年。
2.2 定性主题分析
以报道农民感知的句子为分析单元，采用归纳式编码，经过五阶段定性分析，共生成888个编码，归类为9个类别，最终归纳为三个主题：多重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与保护、社会中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3. 结果
3.1 主题1：多重农业生物多样性
3.1.1 农业生物多样性一般认知
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感知融合了自然中心与人类中心视角。自然中心视角涉及动植物、物种互作和自然复杂性；人类中心视角包含感官体验、美学、和谐感以及农业生产与环境的益处。农民常将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生产效益关联，产生中性、正面或负面评价，有时也会将杂草和害虫排除在概念外。
3.1.2 农民与野生动物的关系
农民对鸟类、哺乳动物、昆虫、野生植物和土壤生物等有不同认知，知识水平和关注度参差不齐，且以生产效用为导向。农民能识别有益物种和生态系统服务，但也存在错误认知，如将锹形虫误认为天敌。对狼、鼹鼠、蚜虫等有害物种的负面感知较为普遍，而正面情感体验（如观鸟）鲜有报道。
3.1.3 面向生产的驯化物种认知
对多年生作物、地方品种、转基因作物和特定家畜品种的研究表明，生产性能是农民评价的主要依据。农民认可地方品种的文化意义和适应性，但也指出其面临气候变化等挑战；多年生作物可减少耕作成本但可能增加杂草问题。转基因作物的看法从正面到怀疑不一。
3.1.4 景观层面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互作
农民对草地、开阔地、树木、树篱等景观要素的感知与农业生产、效用、美学和其他生态系统服务相关。他们认识到这些要素能为野生动物提供资源，但也可能在妨碍耕作或显得荒芜时产生负面看法。景观要素的生态功能与农业生产之间存在潜在冲突。
3.2 主题2：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与保护
3.2.1 农业生物多样性变化
农民观察到物种数量和组成的动态变化，对丧失的反应包括个人悲剧感和经济理性接受。他们能识别多种驱动因素，包括农业集约化、化学品使用、土地利用变化、土地撂荒、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病虫害，以及全球化、市场过程和人口增长等社会因素。
3.2.2 保护措施与管理实践
农民对保护措施的态度存在差异，有的愿意调整实践，有的则持怀疑态度。研究将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分为不同类型，反映不同的优先序。农民普遍认识到减少化学品使用、增加植物多样性、轮作等做法有益于农业生物多样性，而单一种植和杀虫剂被视为有害。
3.2.3 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原因
农民表达的管理和保护动机包括个人愿望、内在价值和农业效用。经济补偿有时被认为是实现保护的前提，但也有研究显示并非总是必要。缺乏时间、劳动力等资源以及保护与生产之间的竞争会阻碍保护行为。
3.3 主题3：社会中的农业生物多样性
3.3.1 社会中的矛盾与责任
农民感到因昆虫丧失和景观外观而受到社会指责。对于保护责任，部分农民认可自身责任，但也有人认为应由社会利益相关者承担。部分农民批评政策未能有效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但也有人认为农业环境政策有效。农民建议通过补贴和教育提高社会认知。
3.3.2 塑造认知的社会经济因素
研究表明教育、性别、年龄、农场规模和位置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农民认知。例如，女性识别更多食用和药用植物，年龄对地方品种评价和鸟类态度有积极影响，而教育和工作经验有助于提高对天敌的认知。不同因素对不同对象的影响方向不一。
4. 讨论
4.1 欧洲农民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认知
本综述综合了现有研究，表明农民认知涉及多种形式、丧失和保护实践以及社会角色。与以往综述相比，本研究补充了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丧失感知的梳理。结果支持农民认知在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观点之间分裂的结论，并揭示了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社会之间的潜在紧张关系。
4.2 结果对改善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政策启示
4.2.1 改善沟通和知识转移
农民对具体物种或景观要素的认知比对一般概念更清晰，因此政策沟通应明确所指层级。需要改善对不可观察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如土壤生物）的知识转移，以支持土壤保护。政策应考虑农场层面的矛盾，利用农民的地方性知识，并关注农民感知的危害效应。
4.2.2 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和知识转移
农民认知常以效用和财务为中心，未来政策可通过产品定价和需求创造使农业生物多样性管理具有经济吸引力，同时强化其作为良好农耕组成部分的文化基础。农民的地方知识可用于农业生物多样性监测，改进农业环境计划。政策应帮助农民克服产量损失等障碍。
4.2.3 通过改善融资和利益相关者合作解决冲突
保护目标与农民目标竞争时会产生冲突，补偿计划有助于缓解负面影响，但农民对补偿态度不同。利益相关者合作和共同设计应在早期阶段让相关方参与，以建立信任。政策需加强沟通，提升公众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与农业相互关系的理解，并分担保护责任。
4.3 局限与研究空白
本研究存在数据检索和解释性局限，但通过多轮筛选减少偏差。未来研究应关注六个空白：遗传和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农民认知稀缺；丧失后果认知研究有限；气候变化驱动的物种变化感知缺乏；外部化影响认知不足；缺少纵向研究；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商业机会的研究有待发展。
5. 结论
本范围综述识别并综合了欧洲农民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农民的多元认知体现了他们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理解、管理方式及其内在原因，以及农业生物多样性、农业和社会之间的张力。鼓励农民维护对其有益或个人有意义的农业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