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后巴西法定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驱动因素的重构：气候、农业生产与环境治理

《Land Use Policy》：Reconfiguring deforestation drivers in Brazil’s Legal Amazon after 2018: Climat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2018年后，巴西法定亚马孙（Legal Amazon）地区的森林砍伐急剧增加，重新引发了人们对环境治理与边疆扩张的关注。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激增是否仅反映了更高的森林损失，还是土地利驱动因素发生了更深层次的重构。本研究考察了市政森林砍伐与治理、气候和农业扩张之间的关系在2018年后是否发生变化。研究利用覆盖2010—2021年634个市镇的市-年面板数据，将基于卫星的森林砍伐数据、市政经济账户、网格化气候指标和环境执法记录相结合，应用于面板交互模型与事件研究模型，并辅以总体断点日期评估以及森林砍伐弧（arc of deforestation）与亚马孙内陆（interior Amazon）之间的空间比较。结果与2018年后森林砍伐动态发生重构而非仅仅是森林损失水平上升的结论一致。2018年后，本已为正的执法—森林砍伐关联显著增强，表明变化幅度而非符号反转。这一模式与执法行动日益集中于面临更大森林砍伐压力的市镇相一致。基线估计表明，降水与森林砍伐的正向关联增强，而温度的解释相关性减弱。这些气候效应变化对吸收时变空间冲击的模型设定较为敏感，而农业渠道主要在巩固边疆之外增强。基线估计在空间上亦不均匀：降水在森林砍伐弧与森林砍伐呈正向关联，而在内陆地区呈负向关联。这些发现指向土地利用压力的质性重构，并支持将恢复执法能力与空间差异化治理战略相结合的政策响应。

2018年后巴西法定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驱动因素的重新配置：气候、农业生产与环境治理的视角

**研究背景与问题**

热带森林砍伐是当前最为紧迫的土地利用挑战之一，对气候稳定性、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治理具有深远影响。巴西亚马孙地区因保有亚马孙生物群落最大的国家份额而处于这一议题的核心地位，其在区域碳平衡和大陆水分循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近年来大气观测已显示，亚马孙东南部部分地区已从碳汇净吸收转变为碳源净排放，这一转变与累积森林砍伐、旱季升温及降雨减少密切相关。

在2000年代末至2010年代初，巴西森林砍伐经历了历史性的显著下降，这一成就主要归功于"法定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预防与控制行动计划"(PPCDAm)、卫星监测、定向执法及配套限制措施的综合实施。然而2018年后，森林损失再度加剧，扭转了此前的治理成果，引发了人们对环境治理能力和土地利用政策遏制边疆扩张能力的重新担忧。这一逆转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2018年后的危机是仅仅反映了森林砍伐水平的上升，还是反映了森林转化发生的制度与地域条件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化？

尽管现有文献对治理、农业生产和气候各渠道均有较为充分的研究，但相关研究基本呈平行发展状态，尚未明确检验2018年后这些驱动因素与森林砍伐之间的条件关系是否发生了改变。这一研究空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此前的政策组合依赖于监测能力与可信制裁、供应链干预(如大豆暂停令)、与环保合规挂钩的农村信贷限制以及政治协调等多种机制，而任何单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都取决于其运行的更广泛制度环境。目前尚无研究正式检验执法、气候和生产激励与市政森林砍伐的条件关系是否围绕2018年政治转型发生了系统性变化。

**研究方法概述**

该研究构建了覆盖巴西法定亚马孙地区634个市镇、时间跨度为2010—2021年的市镇-年份面板数据集，共计7608个观测值，其中14.5%为零森林砍伐市镇-年份。数据来源包括：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INPE/PRODES)的年度森林砍伐记录、巴西地理与统计研究所(IBGE)的市政经济账户数据、TerraClimate空间网格气候数据集(约4.6公里分辨率)、巴西环境与可再生自然资源研究所(IBAMA)的植物群相关违法通知记录(共50881份，其中50847份成功匹配至有效市政代码)以及HydroRIVERS v1.0河网密度数据。研究将样本区分为森林砍伐弧(马托格罗索、帕拉、朗多尼亚、马拉尼昂和托坎廷斯，520个市镇)与亚马孙内陆(亚马孙、阿克里、罗赖马和阿马帕，114个市镇)两个分区。实证策略上，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FE)模型与泊松伪最大似然(PPML)模型作为互补基线，进而引入post-2018交互项以检验斜率变化，并辅之以协变量交互的事件研究设计追踪变化的时序特征。此外还实施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包括替代因变量变换、99百分位缩尾、扩展至全部808个市镇的样本、罚款金额替代执法代理、州×年固定效应、中间区域×年固定效应以及河网密度连续调节分析等。

**研究结果**

**描述性模式**：2010—2021年巴西亚马孙地区年度森林砍伐总量呈明显的2018年后加速态势。森林砍伐从2010年的6283平方公里下降至2012年约4427平方公里的谷底，随后持续稳步上升，至2021年达到12416平方公里。市政平均森林砍伐呈相似轨迹，表明2018年后的增加在总量和均值两个维度均得到体现。

**森林砍伐强度与扩张的基线决定因素**：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农业增加值(0.081，p<0.01)和温度(0.102，p<0.01)与活跃边疆内的森林砍伐强度呈正相关，而GDP和降水不显著。执法代理变量呈正相关(0.054，p<0.01)。在泊松模型中，降水(0.450，p<0.01)和执法(0.154，p<0.01)均与森林砍伐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两种模型捕捉了不同的变化边际：固定效应估计突出活跃边疆内的砍伐强度，泊松模型则捕捉跨市镇的森林损失总体规模。

**2018年后斜率变化**：斜率变化模型显示三项交互作用显著。降水系数从2018年前的?0.002(p=0.967)变为2018年后的+0.237(p<0.001)；温度系数从+0.068(p=0.013)降至+0.008(p=0.850)；执法系数从+0.035(p=0.002)显著增强至+0.177(p<0.001)。执法关联的增强表现为已有正关联的强度加大而非符号反转，这与执法行动日益集中于砍伐压力更大市镇的结论一致。GDP和农业增加值的斜率变化在加入执法变量后不再显著。

**相对于2018年的事件研究偏离**：事件研究图显示，执法系数偏离在2018年前全部低于基准斜率，2019—2021年则高于基准，证实了执法—森林砍伐关联围绕2018年基准发生变化。降水斜率偏离在2018年前多数年份低于基准，2019—2021年略高于基准。温度斜率偏离在2018年前大部分时期高于基准，2018年后保持在相对接近水平。这些相对偏离反映关联的演变方向，而非年度总斜率本身。

**空间异质性**：在森林砍伐弧，降水交互项为正(+0.173，p=0.001)，温度下降(?0.056，p=0.012)，执法关联增强(+0.120，p<0.001)。在内陆地区，模式明显不同：降水交互项为强负值(?0.628，p=0.010)，温度亦下降(?0.146，p=0.001)，农业增加值增强(+0.114，p=0.007)，执法交互项同样为正且高度显著(+0.128，p<0.001)。执法变化在两个次区域均持续为正，而气候和农业维度的变化在不同地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河网密度调节分析进一步显示，降水斜率在2018年后的变化幅度随河网密度升高而减小，表明水文地理结构可能是构成弧—内陆对比的一个可观测的地域机制。

**稳健性检验**：使用asinh变换和99百分位缩尾均保持基线结果基本不变。更严格的州×年固定效应设定中，执法交互项仍为正且高度显著，温度交互项为负但精度降低，降水交互项不再显著。中间区域×年固定效应设定中，执法关联在2018年前为正(+0.044，p<0.001)，2018年后增强+0.068(p<0.001)，总系数+0.112(p<0.001)；降水与温度斜率变化不再显著。综合表明执法结果是2018年重构中最稳健的组成部分，而气候结果对时变空间冲击较为敏感。

**讨论与结论**

执法关联的增强与IBAMA机构能力削弱、检查预算下降、执法资源重新分配以及军事人员替代职业官员的文献证据相一致。这一模式更可能反映执法资源向砍伐压力较大市镇的被动性配置，而非执法对森林砍伐的因果威慑效应。降水关联的增强可能反映在威慑弱化条件下，区位条件、农业潜力和边疆物流相对于火灾窗口约束变得更加重要；而温度解释力的减弱则可能表明砍伐策略不再紧密依赖有利于焚烧的热力条件。

政策层面，恢复执法能力是必要的但可能并非充分条件。研究者建议将重建IBAMA和奇科·门德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所(ICMBio)的执法能力与强化区划、土地监测、农村信贷限制及基于市场的合规工具相结合，并针对不同边疆情境采用空间差异化战略。欧盟零毁林产品法规(EUDR)作为外部供应链监管的例证，可能补充而非替代国内命令控制能力。在森林砍伐弧地区，政策需侧重严格的禁运执法和信贷条件约束；在内陆地区，执法和领土保护需适应不同的物流与生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设计存在观测性局限，执法变量可能同时捕捉威慑和被动配置效应，分析窗口截至2021年，未能涵盖2022年后的制度调整。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证明2018年后的森林砍伐加速不仅是数量的增加，更是土地转化驱动关系的质性转变，且这一转变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异质性。当制度威慑削弱时，其后果可能超越地方土地利用变化，波及全球气候治理和零毁林供应链监管的更广泛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