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Cultural variation in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Honesty, reliability and confidenti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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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早期阶段,儿童会发展出对诚实、守信和保密的复杂理解。然而,这些概念以往大多被单独考察,关于它们如何在各种关系情境中共同发展、尤其是与儿童信任信念的关系,人们所知甚少。研究人员调查了在瑞典和土耳其这两个信任信念差异显著的社会中,儿童信任的年龄相关变化如何在
在小学早期阶段,儿童会发展出对诚实、守信和保密的复杂理解。然而,这些概念以往大多被单独考察,关于它们如何在各种关系情境中共同发展、尤其是与儿童信任信念的关系,人们所知甚少。研究人员调查了在瑞典和土耳其这两个信任信念差异显著的社会中,儿童信任的年龄相关变化如何在不同信任基础和关系情境中表现。7至10岁儿童(N=200)在分别对应各信任基础的假设情境中,对熟悉和不熟悉目标的信任进行评分。在瑞典,信任的发展变化同时取决于信任基础和目标的熟悉程度;相比之下,在土耳其,年龄相关变化主要由基于目标熟悉度的不断增强的选择性驱动,而非由信任基础驱动。这些发现表明,信任态度在信任基础和关系情境之间的发展性组织方式,可能受到儿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论文解读**
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形成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核心要素,体现了个体基于对他人意图或行为的积极预期而愿意暴露自身脆弱性的程度。已有研究表明,儿童在小学早期逐步形成对诚实、承诺履行和保密等社会规范的复杂理解,但以往研究多将这些概念割裂考察,较少在同一框架内追踪其在关系情境中的共同发展,尤其缺乏将其与儿童信任信念相联系的系统证据。Rotenberg等人将信任概念化为多维结构,区分了诚实(honesty)、可靠性(reliability)和情绪信任(emotional trust,即保密性)三个信任基础,并根据目标熟悉度(target familiarity)将对象区分为熟悉与不熟悉两类。虽然这一框架提出信任基础与目标熟悉度可能存在交互,但实证研究尚未系统考察不同信任基础如何随年龄发展并与目标熟悉度相关联。
针对这一研究缺口,研究人员利用瑞典与土耳其这两个广义信任水平和信任半径差异显著的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瑞典通常具有较高的普遍信任和较宽的信任半径,土耳其则信任半径较窄、家庭主义较强。研究旨在揭示儿童信任的年龄相关变化是否因信任基础和关系情境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现不同组织方式。该论文发表于《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招募瑞典儿童92名(46名女孩、46名男孩)和土耳其儿童108名(55名女孩、53名男孩),年龄均为7至10岁。瑞典样本来自一座瑞典中型城市的家长登记库,土耳其儿童通过实验室数据库和社交媒体招募,多数居住在大都市区。研究采用代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黑白人物简笔画作为信任目标材料,并通过12个假设情境分别测量诚实、可靠性和保密性基础上的信任信念。儿童通过远程视频通话完成对母亲、好朋友、不熟悉内群体成员和不熟悉外群体成员的评分,使用五点确定度量表。数据处理采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 LMM),以年龄(连续变量)、国家、信任基础和熟悉度为自变量,并使用似然比检验和Type III Wald卡方检验进行模型比较。
研究结果分为三个部分。
**瑞典样本。** 线性混合效应模型显示,年龄、信任基础和熟悉度主效应显著,并出现年龄×信任基础及年龄×信任基础×熟悉度的显著交互。进一步分解发现,诚实基础信任显著随年龄增长,且同时作用于熟悉和不熟悉目标;可靠性基础信任未出现可靠的年龄变化;保密性基础信任仅对不熟悉目标随年龄显著上升,对熟悉目标保持稳定。这表明瑞典儿童对不同信任基础的发展轨迹存在明显分化,变化不仅体现为信任多少,还体现为儿童将哪些信任维度扩展到哪些对象。
**土耳其样本。** 年龄和熟悉度主效应显著,但信任基础的主效应及其相关交互均不显著;年龄×熟悉度交互显著,信任对熟悉目标随年龄增长,对不熟悉目标无显著变化,且该模式在三个信任基础上保持一致。这说明土耳其儿童信任的发展围绕关系边界组织,而非围绕信任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区分。
**发展轨迹的跨国家比较。** 研究人员直接比较了瑞典与土耳其儿童在各信任基础×熟悉度条件下的年龄斜率。结果显示,在对不熟悉目标的诚实和保密性信任上,瑞典儿童的年龄增长率显著高于土耳其儿童;熟悉目标及可靠性信任的年龄斜率未出现显著国家差异。
讨论部分指出,两国间的信任半径和普遍信任差异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不同模式。在土耳其,信任倾向于集中在亲密关系圈内,因此儿童可能更早学会依照对象熟悉程度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而不是区分不同信任基础;在瑞典,较宽的信任半径可能促使儿童在信任基础之间进行校准,并随年龄将信任扩展至较不熟悉的对象。作者也承认样本集中于相对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且两国在制度、文化等维度存在多重差异,未来需要在更多样的社会中系统取样加以验证。
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信任发展的多维结构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并非以同一方式展开;除总体信任水平外,文化环境还塑造了信任各维度随年龄增长的组织方式。目标熟悉度不仅是信任水平的调节因素,也是信任发展性组织本身所依赖的维度。这些发现支持了儿童中期信任态度逐渐与地方文化规范相一致的跨文化发展观点,并为信任发展的理论框架提供了来自瑞典和土耳其的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