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方案的双重红利：考察中国光伏扶贫试点对县级城市污染和碳排放的影响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Solar solutions to double dividends: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photovoltaic poverty alleviation pilot on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from county-level cities

　　

摘要

理解具有社会目标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是否能够产生污染和碳方面的协同效益，对于评估其更广泛的环境价值至关重要。本研究利用2010年至2023年中国2594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设计，辅以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对中国光伏扶贫试点（PPAP）进行了评估。PPAP降低了县域层面的污染和碳强度。县域创新能力与家庭财富积累可能有助于释放其环境潜力。自然—经济—批次—贫困（NEBP）分析发现，在太阳能条件较好、坡度适中的县，以及在贫困县，环境效益更为显著。更高的信息化水平和更强的地方治理能力也与更显著的环境效益相关。这些发现支持了区域差异化的政策扩展，使项目部署与当地资源条件和实施能力相协调。更广泛地说，PPAP为欠发达地区将扶贫与低碳农村发展相结合提供了借鉴。

引言

全球气候治理日益依赖协调一致的政策框架来应对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Chen等，2022）。可持续发展目标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关联，将清洁能源和气候行动与环境质量和人类福祉联系起来。这些相互关联的目标为在多重政策目标下追求污染和碳排放的协同减排提供了更广泛的基础。温室气体排放和常规空气污染物往往具有共同的排放来源和减排选项，特别是与化石燃料使用、工业生产和家庭能源消费相关的部分（Ren等，2025；Zhang等，2025）。在发展中经济体，低碳转型的核心挑战在于协调经济发展、生计改善与环境治理。在这方面，将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政策为考察污染和碳排放能否共同减少以及这些效果在不同地方条件下是否存在差异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场景。

在推进低碳转型方面，中国仍面临改善空气质量和应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双重挑战。能源结构、工业过程和发展条件的差异可能导致各地区在污染减排和碳减排方面面临不同的挑战，并对转型成本和政策可行性产生影响（Hong等，2023）。中国的转型战略日益优先考虑清洁能源供应和化石燃料替代，这是其低碳转型的关键组成部分（Lu等，2024）。在县一级层面，清洁能源转型的影响可能受当地资源禀赋和实施能力的影响（Ye和Koch，2023；Du等，2022；Rao等，2022）。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光伏扶贫试点（PPAP）为考察县一级清洁能源项目的协同效益提供了一个相关的场景。通过将光伏开发嵌入精准扶贫和农村发展举措中，PPAP将清洁能源部署与社会政策目标联系起来。这种设计是社会嵌入型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典型特征，将技术替代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相结合（Wang等，2020）。因此，评估其环境影响和区域差异有助于确定具有社会导向的清洁能源项目能否在县一级层面产生协同效益。

现有PPAP研究主要关注扶贫效果和家庭能源福利。关于扶贫效果的研究表明，PPAP可能通过电站收益分配提高低收入家庭收入并促进就业（Xiao等，2023；Huang等，2022）。其他研究发现PPAP的社会经济效益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J. Wu等，2025；Tao等，2022）。另一系列研究考察了家庭能源福利，探讨PPAP是否减少能源贫困、改善现代能源服务获取并改变能源消费模式（Li等，2023；Zhang等，2021）。这些研究表明PPAP的家庭能源效果也可能取决于当地能源结构和自然资源禀赋。总体而言，现有文献主要将PPAP视为扶贫或农村能源政策，对其潜在的环境协同效益关注不足。

在PPAP文献之外，更广泛的研究考察了协同减排的潜力。空气污染物和碳排放往往具有共同的排放来源，尤其是化石燃料燃烧，因此协同减排的努力与能源转型和结构调整密切相关（Yang等，2025；S. Chen等，2023）。协同效益的规模也可能取决于技术路径、监管强度和区域条件。以往研究表明，不同的政策工具、治理安排和空间背景可能导致不同水平的污染—碳协同效益（Tuo等，2026；Zhu等，2026；Cao等，2024；Y. Chen等，2023）。然而，目前的证据主要来自城市层面和行业研究，而对县一级政策工具的注意力相对不足，尤其是将能源转型与社会目标相结合的清洁能源举措。这使得此类县一级举措是否产生污染—碳协同效益以及这些效果如何在各县之间变化等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政策效果在不同地区和目标群体中可能存在差异，反映了当地条件和人口特征的差异。这些政策效果的差异可以从地理、经济、实施和社会特征等方面加以考量。地理异质性关注区域位置、资源禀赋和空间联系在政策实施和空间结果中可能发挥的作用（Zhao等，2023；Zhao和Wang，2022）。经济异质性强调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条件如何影响政策资源的吸收和利用能力（Peng和Gao，2025；Guo和Zhong，2022）。实施异质性捕捉了与政策时间、实施批次和执行阶段相关的可能的差异（Yuan和Hwang，2025）。社会异质性关注人口特征与政策效果分布之间的关系（Wei和Liu，2022）。因此，仅识别政策的平均效果可能无法全面刻画政策结果的差异。这些视角为后续的县域异质性分析提供了更广泛的基础。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使用中国2010年至2023年2594个县的面板数据，识别PPAP的环境效果，并进一步考察其县域异质性、机制和调节效应。首先，本研究将PPAP界定为社会嵌入型可再生能源政策。与仅关注能源发展或扶贫的政策不同，PPAP将清洁能源开发融入扶贫治理和农村发展进程。这一界定使研究能够识别PPAP对县域污染和碳强度的影响，为具有社会政策属性的清洁能源项目能否产生环境协同效益提供实证证据。其次，通过区分机制和调节条件，分析考察了PPAP的环境效果如何产生以及其强度为何在各县之间存在差异。第三，本研究提出了自然—经济—批次—贫困（NEBP）异质性框架，以考察PPAP的环境效果如何在各县之间变化。这些发现为发展中国家在贫困地区提高清洁能源利用、污染—碳协同效益和更包容的低碳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为说明这些研究要素如何组织，图1总结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概述了县域数据构建、PPAP与环境结果之间的理论联系，以及涵盖DID估计、异质性检验、机制分析和调节分析的实证分析。

各章节片段

理论框架

为解释PPAP为何可能同时降低县域污染和碳强度，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总效应、机制和调节条件的理论框架。总效应考察PPAP与两个环境结果之间的理论关系。机制进一步探讨PPAP的这些环境效果如何产生。调节条件则探讨这些效果为何在各县之间有所不同。这三个维度共同

研究领域

中国农村县一级面临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和改善当地民生的双重挑战。PPAP作为具有明确社会目标的可再生能源政策被引入，将光伏部署与精准扶贫和农村发展相联系（Chang等，2021）。光伏项目可以扩大清洁电力供应并促进传统能源的替代。这些项目的收益也可以为符合条件的

综合污染指数

如图2所示，县域Pol呈下降趋势。图2（a）显示低值区域主要位于中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并随时间推移而更加广泛，而高值区域位于中国西北和西部地区。（b）给出了分布模式和组间差异，显示Pol的分布向下偏移并变得更加集中。西部地区与2018年批次记录的平均值高于其他组别。（c）

讨论

基线估计揭示了PPAP在县一级层面的两个环境效益，即污染和碳强度的双重降低。对中国各地PPAP电站的现场评估表明，光伏发电通过替代常规电网电力可能带来可观的碳减排效益。这些效益在不同地区和项目类型之间也存在差异（Y. Wang等，2023）。项目层面的效益评估包括CO?、SO?等排放的避免量，以及

结论

本研究发现PPAP同时降低了县域污染和碳强度，但这些环境效益的幅度在不同地方背景下有所变化。NEBP结果表明，太阳能和地形条件、经济与产业特征以及贫困状况与该变化相关，而两个实施批次之间的估计结果大体相似。机制分析将PPAP的环境效果与县域创新能力联系起来，并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易晓：写作—审阅与编辑、验证、监督、资源、方法学、资金获取、概念构思。罗子宇：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原始草稿、可视化、软件、形式化分析。张澜月：可视化、软件、形式化分析、数据管理。罗子馨：可视化、软件、形式化分析、数据管理。黄欢：监督、资源、项目管理、资金获取、数据管理。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已知竞争性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得到成都市软科学研究基金（重点项目）（2026-RK00-00291-ZF）、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独立研究项目（SKLGP2024Z023）、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培养计划（2026BJCX-LS0040）以及青藏高原及其东缘人地地理研究中心开放基金（成都理工大学）（RWDL2026-ZC004）的资助。

易晓|罗子宇|张澜月|罗子馨|黄欢

成都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四川省成都市，610059，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