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ccines》：Utilizing the CFIR to Evaluate Rural COVID-19 Vaccine Uptake: Extension Personnel Perspectives
编辑推荐：
背景/目标：在大流行期间，美国农村人口的COVID-19疫苗接种率一直低于城市人口。虽然疫苗接种的障碍已有充分记载，但关于农村环境中促进接种的因素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从华盛顿州立大学(WSU)推广人员的视角，识别农村社区中COVID-19疫苗接种的促进因素，并
背景/目标：在大流行期间，美国农村人口的COVID-19疫苗接种率一直低于城市人口。虽然疫苗接种的障碍已有充分记载，但关于农村环境中促进接种的因素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从华盛顿州立大学(WSU)推广人员的视角，识别农村社区中COVID-19疫苗接种的促进因素，并使用实施研究综合框架(CFIR)的外部环境域对这些因素进行考察。方法：采用半结构化关键知情人访谈，开展了一项定性描述性研究。于2023年秋季对21名参与者进行了访谈，他们代表了华盛顿州40个推广办公室中的34个。访谈内容经过转录、去标识化，并采用演绎主题分析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按照CFIR外部环境域的七个构念进行组织：关键事件、地方态度、地方条件、伙伴关系与联系、政策与法律、资金和外部压力。结果：在所有CFIR外部环境域构念中，均识别出COVID-19疫苗接种的感知促进因素。信任成为一个核心主题，参与者报告称，当信息由值得信赖的当地来源（包括推广人员、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社区领袖和非正式网络）传递时，疫苗接受度更高。参与者描述，利用与公共卫生机构、学校、信仰组织和社区团体的伙伴关系，增强了外联和信息传播。参与者确定的额外促进因素包括：免费疫苗和个人防护设备可用性、可及的社区疫苗接种点、文化适宜的教育材料以及协调的沟通系统。结论：农村疫苗接种工作得到了信任、强有力的社区伙伴关系和地方针对性策略的支持。这些发现可能为未来农村社区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提供信息。
在美国，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联邦政府通过医疗服务不足指数(Index of Medical Underservice, IMU)等工具识别医疗资源匮乏的社区，许多农村地区被指定为医疗服务不足地区(Medically Underserved Areas, MUA)或医疗服务不足人群(Medically Underserved Populations, MUP)。农村居民在获得医疗服务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约80%的农村居民被视为医疗服务不足。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农村人口的疫苗接种率持续低于城市人口。全美数据显示，在疫苗可用的第一年，农村居民接种率为58.5%，而城市居民为75.4%。华盛顿州农村地区的接种率更低，例如该州东部某农村县2023–24年度仅3.7%的居民接种了COVID-19疫苗。尽管以往研究已广泛记录了农村疫苗接种的障碍，如教育水平低、交通不便、贫困和医疗服务可及性差等，但对促进接种的因素所知甚少。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旨在从华盛顿州立大学(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WSU)推广人员的视角，识别农村社区中COVID-19疫苗接种的促进因素，并运用实施研究综合框架(Consolidated Framework for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CFIR)的外部环境域进行系统分析。该研究发表于《Vaccines》。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定性描述性研究设计，于2023年秋季对WSU推广人员进行了半结构化关键知情人访谈。样本覆盖华盛顿州40个推广办公室中的34个（85%），共21名参与者，平均服务1.4个县，平均任职年限16.2年。访谈通过Zoom进行并录音转录，随后由研究人员去标识化。数据分析采用演绎主题分析，预先以CFIR外部环境域的七个构念为编码框架，并通过研究人员共同编码和共识讨论确保分析严谨性。研究过程遵循了定性研究综合报告标准(COREQ)指南。这一方法体系能够系统归纳外部环境对疫苗接种实施的影响。
研究结果按照CFIR外部环境域的七个构念进行呈现：
3.1 关键事件与适应性应对：面对COVID-19大流行这一大规模破坏性事件，参与者报告他们迅速转向虚拟平台开展教育和沟通。虽然这一转变消耗了大量资源，但部分案例中虚拟形式反而提升了偏远地区居民的参与度。此外，社区增设了疫苗接种点、协调物资配送，并开发了文化适宜的教育材料，这些适应性举措被认为扩大了疫苗接种的可及性。
3.2 地方态度与信任：在所有构念中，信任是最突出的促进因素。参与者认为，当信息来自值得信赖的当地人物（如推广人员、医疗服务提供者、社区领袖和非正式家庭网络）时，居民对疫苗的接受度更高。口碑传播和个人社会关系对疫苗决策具有显著影响。
3.3 地方条件与基础设施：参与者指出，将疫苗接种点设在集市广场、牛仔竞技场、教堂草坪、公园等非传统场所，并采用驾车接种等形式，提高了便利性和可及性。州级疫苗查找网站和本地协调文档等信息技术工具，也促进了疫苗接种服务的高效组织和信息共享。
3.4 伙伴关系与联系：推广人员利用与公共卫生机构、学校、信仰组织、农业团体和非营利组织已有的合作关系，显著扩展了信息传播和外联能力。他们扮演了公共卫生系统与农村社区之间的中介角色，并通过社区非营利组织触达边缘人群和单一语言农业工人群体。
3.5 政策与法律：与就业和旅行相关的强制性政策产生了混合效果。部分参与者表示，当人们意识到不接种将无法工作或旅行时，接种意愿有所提升；但也有参与者报告，强制措施引发了强烈的自主权被侵犯感，导致部分居民拒绝接种，甚至退出工作或社区项目。
3.6 资金：免费提供疫苗被广泛视为关键的促进因素，因为其消除了经济障碍。来自政府机构和大学的应急资金和拨款使社区能够灵活地应对需求变化。同时，个人防护设备的分发也增加了推广人员与社区成员接触的机会，并间接促进了疫苗信息传播。
3.7 外部压力：一线医护人员的亲身经历和证言被认为对疫苗接种有显著正面影响。当地医生和护士目睹了COVID-19的严重性，他们的讲述使居民感受到疫情的切实威胁。相反，错误信息和政治极化则削弱了疫苗信心，推广人员不得不采用针对性的沟通策略来应对这些负面外部压力。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推广系统在公共卫生系统和农村社区之间充当了关键中介。推广人员作为值得信赖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本地资源，能够充分利用长期建立的地方关系和知识，这在医疗服务不足的社区尤为重要。研究结果与已有文献一致，即信任、伙伴关系和结构性改革能有效促进疫苗接受。讨论也指出，有效的农村疫苗接种策略应优先建立信任，利用本地伙伴关系，并解决结构性障碍。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可能存在的选择偏倚和回忆偏倚，且样本仅来自一个州，结果可能难以推广到美国其他农村地区；此外，研究未收集定量接种数据，无法直接关联推广活动与接种率变化。未来研究可考虑应用CFIR的其他域，以提供更全面的理解。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确定了信任、社区伙伴关系和地方适应性基础设施，是WSU推广人员所感知和报告的农村社区COVID-19疫苗接种的主要促进因素。当信息来自熟悉的、扎根于社区的信使（如推广人员、当地临床医生和个人网络）时，信任感最强。参与者报告，与学校、卫生部门和信仰组织的伙伴关系，将外联扩展到了任何单一机构无法独自实现的范围。这些促进因素为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应急准备提供了基础，其意义超出了COVID-19疫苗接种外联的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