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使用在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健康中的中介作用

《Cogent Public Health》：Digital use as a mediator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older adults’ health in China

　　

摘要 引言 人口老龄化对中国老年人的健康构成挑战。社会参与可能促进健康老龄化，但其机制仍不明确，且健康常被视为单维概念。本研究旨在考察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与多维健康之间的关联，并检验数字使用的中介作用。理论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 SCT），本研究探讨社会参与与老年人多维健康之间的关系，并将数字技术使用视为连接社会参与和多维健康的桥梁。方法 本研究使用来自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的9,652名老年人的横断面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中介分析。客观身体健康通过21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IADL）条目测量，主观身体健康通过自评健康测量，心理健康通过抑郁症状测量。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TATA 18.0软件进行。结果 (a) 社会参与显著促进老年人的客观身体健康（β=0.017，p<0.01）、主观身体健康（β=0.011，p<0.01），并负向预测抑郁症状（β=-0.024，p<0.01）。(b) 数字使用是连接社会参与与老年健康状态的关键中介机制。讨论 社会参与通过数字使用改善老年人健康，且不同健康维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政策应促进数字包容，并针对特定健康目标制定个性化干预措施。该路径将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论文解读：数字使用在中国老年人社会参与与健康中的中介作用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人口结构转型期，预计到2025年底，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3.23亿。伴随增龄而来的认知、运动与感觉功能衰退，以及营养、心理等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中国老年人总体健康状况不佳，超过78%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疾病。应对老龄化健康挑战已成为国家战略重点。社会参与被视为成功老龄化范式的核心要素，已有研究表明其可改善老年人健康指标并缓解抑郁症状。然而，既往研究大多将健康视为单维指标，较少区分客观身体健康、主观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也缺乏对社会参与如何通过数字使用影响多维健康的机制探讨。基于此，本研究以社会认知理论为框架，利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从多维健康视角考察社会参与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并检验数字使用的中介作用。该研究发表于《Cogent Public Health》。其理论意义在于通过识别数字使用在多维健康框架中的中介作用，深化对社会参与健康效应的理解；实践意义在于为促进积极老龄化、缩小数字鸿沟及制定针对性干预政策提供循证依据。

二、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的横断面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覆盖28个省份136个县（区）462个村级单位，采用多阶段分层概率比例规模抽样。初始样本为11,392人，排除关键变量缺失后最终纳入9,652人。客观身体健康通过21项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DL/IADL）条目测量；主观身体健康采用单条目自评健康；心理健康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9条目测量。自变量为社会参与频率，基于14项活动频率累加；中介变量为上网频率，按1-5级评分。协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籍、文化程度、养老保险、经济自评、婚姻状况及子女数。统计方法为多元线性回归、Baron & Kenny逐步法中介分析及Bootstrap检验，使用STATA 18.0，并对复杂抽样设计应用抽样权重。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样本平均年龄为71.44岁。老年人客观身体健康均分为19.65（满分21），主观身体健康均分为3.41（满分5），抑郁均分为15.77（范围9-27）。社会参与频率均分为7.36，表明老年人以中等频率参与社会活动。数字使用均值为1.01，对应“一年几次”，说明该群体数字使用水平普遍偏低。

（二）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未调整模型与调整模型中，社会参与频率均显著促进老年人客观身体健康与主观身体健康，并显著降低抑郁症状。具体而言，社会参与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客观身体健康得分提高0.017单位（β=0.017，p<0.01），主观身体健康得分提高0.011单位（β=0.011，p<0.01），抑郁得分降低0.024单位（β=-0.024，p<0.01）。控制变量显示，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高、经济状况较好、享有养老保险及在婚状态的老年人健康水平更高。

（三）机制检验

采用Baron & Kenny逐步法检验数字使用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社会参与显著正向影响数字使用（p<0.01）。将数字使用纳入模型后，社会参与对客观身体健康的回归系数由0.017降至0.015，对主观身体健康的系数由0.011降至0.009，对抑郁的系数由-0.024变为-0.014。这说明数字使用在社会参与与各健康维度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进一步确认各间接效应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中介效应显著。其中，数字使用对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最强，其次为主观身体健康，最后为客观身体健康。

（四）稳健性检验

将核心解释变量“社会参与频率”替换为“是否参与任何社会活动”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社会参与对客观身体健康和主观身体健康的正向影响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著，对抑郁症状的负向影响同样显著，系数方向与主模型一致，表明结论稳健。此外，纳入分析样本与缺失样本在人口学特征上无显著差异，排除了样本选择偏差。

（五）异质性分析

按婚姻状况分组回归发现，无论是否有配偶，社会参与均显著影响老年人健康。但在有配偶的老年人中，社会参与对主观身体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强；在无配偶的老年人中，社会参与对客观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更强。这可能由于无配偶老年人更依赖社会参与获取社会联系与情感支持，以缓解孤独感。

按城乡分组结果显示，社会参与对城乡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均有积极影响，但农村老年人在客观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维度获益更大。这可能因为农村地区正式养老制度和医疗资源相对不足，社会参与作为替代性支持机制的作用更突出；同时，农村老年人社区纽带更强、面对面互动更频繁，放大了健康效应。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社会参与通过数字使用改善老年健康，且效应在不同健康维度存在差异。数字使用对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最强，因其能直接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会连接，迅速缓解抑郁症状；对主观身体健康的中介作用次之，通过提升感知控制与健康意识间接改善自评健康；对客观身体健康的中介作用最弱，因为该路径需要长期行为改变。研究还强调，缩小数字鸿沟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干预应根据具体健康维度设计：针对客观身体健康可推广体力参与活动，针对主观身体健康可鼓励志愿服务和同伴指导，针对心理健康应构建情感支持型社交网络。政策需要优先关注农村和独居老年人，并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和培训。

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表明，社会参与与中国老年人更好的客观身体健康、主观身体健康以及更低的抑郁症状呈正相关。数字使用显著中介这些关系，其中对心理健康的中介效应最强。研究结果提示，政策应针对特定健康维度促进数字包容，优先惠及获益更大的农村和非在婚老年人，并将社会参与项目纳入积极老龄化战略。缩小老年人数字鸿沟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公共卫生优先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