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炭地是重要的陆地碳库,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却储存了约30%的全球土壤碳(Gorham, 1991)。作为全球碳循环的关键组成部分,泥炭地自末次冰盛期以来一直起着净碳汇的作用(Temmink et al., 2022; Yu et al., 2010)。泥炭地的起始标志着生态系统结构和碳封存功能的早期建立,为泥炭的持续积累创造了有利条件(Joosten and Clarke, 2002)。泥炭地形成有两条主要路径——陆地化和泥炭化——每种路径都伴随着不同的植被演替和水位波动,进而导致两条路径在CO2封存和CH4排放方面存在差异(Chai, 1990; Yu et al., 2013)。
陆地化是指开放水体逐渐被有机质填充,随后泥炭积累并最终形成泥炭地的过程,该过程可能遵循浅湖—非泥炭沼泽—泥炭地的演化序列(Yu et al., 2013)。相比之下,泥炭化是指地下水位上升导致土壤积水和通气减少,随后在相对干燥的矿物土壤上直接积累泥炭的过程,该路径不经过非泥炭沼泽的过渡阶段(Anderson et al., 2003)。尽管这两种形成路径都代表着向碳封存效率更高的生态系统转变,但水文条件和基质可用性的差异导致CH4通量存在显著差异(Cui et al., 2024; Gao et al., 2025)。在陆地化过程中,浅湖阶段由于基质供应不足,CH4通量相对较低;而泥炭地阶段由于泥炭形成植被(如泥炭藓)产生的酸性物质抑制了产甲烷活性,CH4通量也较低(Estop-Aragones et al., 2016; Moore and Roulet, 1993)。相比之下,非泥炭沼泽阶段既有充足的基质又没有酸性条件的限制,因此是整个陆地化过程中CH4通量最高的阶段(Yu et al., 2010)。
由于缺乏具有明确形成路径信息的泥炭地数据,大多数现有研究将泥炭地起始视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未考虑泥炭地形成路径对碳循环影响的异质性(Morris et al., 2018; Zhao et al., 2014)。这可能导致对泥炭地在碳循环中功能的不完整评估,并妨碍对其影响大气CH4和CO2浓度变化的精细评价。此外,泥炭地形成路径受到多种因素复杂相互作用的控制,其中外部驱动力——尤其是气候和地形——往往预设了初始景观,决定了泥炭积累是在填充的开放水面上还是在先前通气的矿物基质上开始的(Morris et al., 2018; Rydin, 2006)。温度、降水等气候因子调节有机质的生产和分解,从而决定泥炭是否能够积累,同时它们还改变供水和蒸发,最终调节水分可用性。地形通过海拔相关的气候梯度、坡度控制的地表径流和滞留时间,以及坡向相关的能量平衡和蒸散发差异来调节水文连通性(Chen et al., 2024; Loisel et al., 2017)。这些因素共同调节泥炭地形成过程中的景观演化和水位波动,构成了陆地化与泥炭化之间的关键区别(Chai, 1990)。然而,由于具有明确识别路径的观测记录有限且空间分布不均匀,在全球尺度上厘清气候、地形及其相互作用在塑造形成路径方面的相对作用仍然具有挑战性,而量化由此产生的路径镶嵌格局如何影响了自末次冰盛期以来大气CO2和CH4的动态变化同样困难。
本研究从已发表文献中汇集了4253条全球泥炭底泥年龄记录。在去除重复记录及空间相邻记录后,我们整合古气候同化产品与全球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建立了包含1523条记录的数据集。我们基于611条具有明确路径信息的记录开发了RF模型,考虑了地形、气候及气候变化的影响。该模型纳入了七个关键因子:年平均气温(MAT)、年平均降水量(MAP)、年平均气温变幅(MATV)、年平均降水量变幅(MAPV)、海拔、坡度和坡向,以预测全球泥炭地形成路径并评估各因子的相对重要性。本研究的目的是:1)揭示影响泥炭地形成路径的环境因子及其相对重要性;2)在全球尺度上系统比较陆地化和泥炭化在分布和驱动因子方面的空间异质性;3)阐明自21 ka B.P.以来这些过程的历史动态及其对全球碳循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