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敏感性与易激惹婴儿气质在行为问题发展中的作用：来自班加罗尔儿童健康与发展研究的发现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The role of maternal sensitivity and irritable infant tempera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behavioral problems: Findings from the Bangalore Child Health and Development Study

　　

•我们在印度背景下首次报告了以下证据：6个月时母亲对压力信号的敏感度较低，以及婴儿易怒的气质，独立预测儿童在1岁时表现出更高的外化行为。•我们的发现与积极的孩子主导的亲子互动具有跨文化保护作用的观点一致。•我们的发现也支持了父母养育方式和气质等构念及其测量工具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的跨文化效度。

**引言**

尽管母亲敏感性已被认可为早期儿童发展的支架，但我们对母亲敏感性与婴儿气质之间贡献及可能交互作用的理解，仍然深受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视角的过滤。本研究在印度背景下考察了母亲对压力信号的敏感度和婴儿易怒气质对儿童后期社会情感结果的直接贡献。我们进一步检验了母亲对压力信号的敏感度是否根据Belsky的差异易感性理论（Belsky, 1997）调节婴儿易怒性对这些结果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旨在为关于"普遍性"的重要辩论做出贡献，并为全球南方的早期干预策略提供具有文化根基的参考。

西方背景下纵向研究的证据支持外化和内化行为在婴儿期向幼儿期的持续性（如NICHD Early Child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4; Shaw et al., 2005; Tremblay, 2010; Luby et al., 2009），凸显了在发育早期识别此类症状的重要性。这些发现还表明，存在一个重要的发育窗口用于早期评估发育风险，以便及时干预。尽管外化和内化行为在婴儿期可能不如后期童年时期那样清晰区分，但它们越来越多地被作为早期病态心理的不同维度进行考察，并可能具有不同的路径和发展轨迹（Achenbach et al., 2016, Carter et al., 2004, Egger and Angold, 2006）。基于这些原因，作为印度首项相关研究，我们同时关注外化行为（以攻击性、违抗性和活动/冲动性为特征）和内化行为（以抑郁、焦虑和消极情绪性为特征），并保留它们之间的区分作为感兴趣的结果变量，以便于进行跨文化比较。

在早期养育环境的诸多方面中，母亲敏感性已作为塑造母婴依恋的关键父母养育成分而凸显出来，作为社会情感调节、内部工作模式及儿童后续行为结果的支架（Atkinson et al., 2000, Cooke et al., 2022, Deans, 2020）。母亲敏感性最初被概念化为母亲感知并一致地、恰当地、及时地对婴儿信号做出反应的能力（Ainsworth, 1979）。根据母亲回应的婴儿信号的性质，母亲敏感性可以区分为"对非压力信号的敏感性"（捕捉母亲对婴儿中性或积极信号的反应，如社会性手势、微笑、发声及其他非压力信号）和"对压力信号的敏感性"（捕捉母亲对压力信号的反应，如哭泣、烦躁、易怒、愤怒、悲伤或恐惧的表现）。该领域中许多研究关注"整体敏感性"，即对压力和非压力信号的敏感性在互动期间的总体评分。然而，其他研究者主张将这些元素分开评估，并考察其对结果的不同影响。进一步复杂化这一问题的是，一些研究扩展了该构念，使用了综合测量，在Ainsworth原始定义中的敏感性之外，还将母亲的温暖和侵入性（反向计分）纳入敏感性这一伞形术语下（Miner and Clarke-Stewart, 2008, Mount et al., 2010, Wang et al., 2013）。

总体而言，纵向研究报告了早期母亲敏感性较低与早期、中期童年及青少年期情绪或行为问题之间的前瞻性关联（如Bordeleau et al., 2012; Pitzer et al., 2011; Wright et al., 2018），而这些因素进而被发现在后续社会关系、学业成功和心理健康中产生困难（Liu et al., 2011, Pitzer et al., 2011, Vergunst et al., 2023, Z Sara et al., 2018）。虽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母亲敏感性较低预测外化问题（如Miner & Clarke-Stewart, 2008; Wang et al., 2013），但关于其内化问题关联的研究结果不一（Bouvette-Turcot et al., 2017, Bradley and Corwyn, 2007, Kok et al., 2013, Mount et al., 2010, van der Voort et al., 2014, Sharp et al., 2024）。

然而，越来越多的理论和实证证据支持将母亲对压力信号的敏感性（而非对非压力信号的敏感性）视为一种独特的养育维度，它独立预测依恋安全性、情绪调节及后续社会情感结果（Davidov and Grusec, 2006, Leerkes et al., 2009, Leerkes et al., 2011, Leerkes et al., 2012, McElwain and Booth-LaForce, 2006, Wright et al., 2018）。对婴儿压力信号敏感且有协调性的回应被认为有助于婴儿调节消极情感并发展对照顾者可获得性的期望，从而促进最优和适应性情绪调节。相反，不敏感且缺乏协调的回应可能导致压力延长和调节不良，从而增加早期外化和内化行为的易感性（Bozicevic et al., 2025, Conradt and Ablow, 2010, Leerkes et al., 2009）。这些发现表明，母亲对压力信号的敏感性可能代表了一个连接早期养育环境与后续情绪和行为结果的更具体机制，为本研究关注压力信号敏感性提供了概念依据。

早期母亲敏感性与儿童行为问题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直接的，可能受到儿童气质特征等因素的影响（Gallitto, 2015）。易怒性或挫败倾向（即倾向于以强烈的消极情绪如愤怒、挫败、烦恼来应对情境）这一气质维度，一直被视为外化问题发展的风险因素而备受关注（Rhee et al., 2007, Singh and Waldman, 2010）。气质特征在婴儿期和幼儿期向中期童年的过渡中具有中等且差异化的稳定性（Casalin et al., 2012, Kopala-Sibley et al., 2018, Neppl et al., 2010, Pedlow et al., 1993），并在青春期也是如此（Kopala-Sibley et al., 2018），且它们并非不受环境经验的影响（Bornstein et al., 2015, Bornstein et al., 2019, Rothbart, 2011）。快速的发育变化、不断演变的生物学机制以及婴儿对照顾者在调节方面的高度依赖，共同导致婴儿期气质的稳定性和不稳定性并存（Rothbart, 2011, Rothbart et al., 2000）。纵向研究的元分析证据表明，婴儿期评估的高易怒性与童年和青少年期的外化和内化问题之间存在前瞻性和正向关联（Finlay-Jones et al., 2024）。

根据Belsky的差异易感性理论（Belsky, 1997），具有高雅怒性和高反应性的儿童对父母养育的影响更为敏感——无论是敏感的回应还是不敏感的回应——这比具有温和/低反应性气质的儿童更加明显。因此，对于具有易怒气质的儿童而言，当获得高质量养育时，其发育结果往往特别有利；但在不敏感养育环境中，与反应性较低的同伴相比，其受到的负面影响尤为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婴儿期养育质量与婴儿气质的研究大多在西方环境中开展，这引发了关于这些发现能否推广到其他文化背景的大量争论。事实上，我们至今未能找到任何关于印度早期养育及其对儿童心理健康结果贡献的研究。

Sahithya及其同事（Sahithya et al., 2019）最近进行的一项综述对比了2000年至2018年间在印度（N = 30项研究）和西方（N = 57项研究）发表的关于父母养育在预测儿童心理健康结果方面的实证文献。在所识别的印度30项研究中，所有研究均为横断面设计，且均关注较大儿童和青少年。作者得出结论：与西方国家类似，"拒绝、（严厉）惩罚和过度保护等养育构念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有证据表明它们与更高的外化行为和内化问题相关。与西方研究类似，温暖、接纳和鼓励与晚期童年和青少年期此类问题的降低水平相关。

然而，在婴儿期，我们对印度心理健康结果的预测因素知之甚少。作为背景，印度的婴儿养育通常以共同照顾为特征，其他扩展家庭成员通常在家中协助母亲提供照顾。文化上鼓励促进身体亲近的照顾实践，如在父母床共睡、前6个月纯母乳喂养率高（约60–90%），以及用油给婴儿做按摩（Isaac et al., 2013, Sahithya et al., 2019）。印度母亲也非常重视关系性目标，如教导服从和尊重权威，通常采用高度指令性的沟通方式，频繁使用要求和禁止（Liebal et al., 2011, Bozicevic et al., 2023），但她们并不严格强制执行顺从，而是更倾向于使用分散注意力或转移注意力而非惩罚来管理不合规的婴儿行为（Liebal et al., 2011）。

尽管已有充分记录的证据表明父母养育和早期养育环境存在跨文化差异，且其对儿童结果产生影响（Bornstein, 2013, Bozicevic et al., 2023, Holden et al., 2022, Lansford, 2022, Pinquart, 2017），但关于母亲敏感性构念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如印度）中的相关性和适用性仍然存在重要争论，尤其是该构念在西方城市环境中的概念化方式。我们识别出三种这些差异可能产生的方式。首先，Lansford（2022）认为不同文化中的父母看重养育的不同方面。因此，如母亲敏感性等养育行为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功能，这与其各自文化中的社会化目标一致，反映了"文化特异性"而非"普遍性"（Lansford, 2022）。例如，我们先前的研究发现印度母亲指令性行为的比例较高，而心智化评论的比例较低，相比英国母亲可能反映了在养育中优先考虑父母主导而非儿童主导的过程（Bozicevic et al., 2023）。其次，在发展过程中创造脆弱性或保护因素方面可能存在文化差异；因此，养育质量和个体儿童特征（如气质）可能以文化依赖的方式影响儿童结果（Jaramillo et al., 2017）。第三，Mesman及其同事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论证，支持母亲敏感性构念的"普遍性但不均匀性"。这一观点承认具体表达的敏感养育行为在不同文化中可能并不统一，为地区和文化差异留出了空间，并强调文化特异性测量工具对于准确捕捉这一构念的重要性（Mesman et al., 2016, Mesman et al., 2018）。

在本研究中，我们围绕这三种关于文化差异的论点，检验了婴儿期外化和内化问题脆弱性与保护因素的具体发育假设。基于西方背景研究的证据，易怒气质/挫败倾向是早期外化和内化问题的关键机制，而高母亲对压力信号的敏感性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理论上，这意味着易怒气质与儿童问题之间的关联会受到母亲对压力信号敏感度的调节。然而，对此的实证证据结果不一。Leerkes et al.（2009）检验了这一假设，发现虽然婴儿期对压力信号的敏感度和消极情绪性各自对24个月的外化问题做出独立贡献，但预期的调节效应并未出现。相反，Bradley & Corwyn（2008）使用美国国立儿童健康和人类发展研究所（NICHD）数据集发现，6至54个月的整体母亲敏感性确实调节了困难气质对儿童结果的影响。我们在印度背景下检验了同样的假设，使用与Leerkes et al.（2009）相同的母亲敏感性测量工具，以及平行的婴儿易怒气质测量，在6个月时评估母亲对压力信号的敏感度和易怒气质，并预测1岁时的外化和内化问题。

鉴于多项证据表明母亲对婴儿压力信号的敏感性是西方环境中儿童社会情感结果的独特贡献因素，我们假设早期较高的母亲对压力信号的敏感度与1岁时较低的外化和内化行为相关。该假设的得到支持将表明母亲敏感性这一构念在印度背景下也具有意义。我们进一步假设，较高的易怒/挫败倾向气质与1岁时较高的外化和内化行为相关。

此外，我们假设，易激惹/易挫败倾向较高的儿童在母亲对其困扰表现出较高敏感性时，在1岁时将显示出更有利的心理健康结果，而在母亲敏感性较低时则结果较差，反映出对早期照护环境的差异敏感性。最后，关于结局评估的时间点，虽然已有充分证据表明尤其是2岁起的外化问题与持续至青春期和成年期的问题相关（NICHD, 2004; Shaw等, 2005; Tremblay, 2010），但1岁时症状的预测效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很少有测量工具能够在如此小的年龄同时评估外化和内化症状。然而，已有研究证实了1岁时简式婴幼儿社会情感评估（BITSEA）与后期广泛使用的临床量表（如学龄前儿童行为量表CBCL）之间的连续性（Briggs-Gowan等, 2004），这支持将1岁作为早期风险评估的一个潜在重要切入点。重要的是，从BITSEA衍生出的外化和内化分量表在24-48月龄的转诊和非转诊儿童中，相对于诊断访谈均显示出可接受的效标效度（Briggs-Gowan等, 2013）。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在研究中于1岁时采用了BITSEA。

章节摘要

研究设计与样本

班加罗尔儿童健康与发展研究（BCHADS）是一项纵向队列研究，旨在考察儿童心理健康的早期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在印度城市班加罗尔的中低收入地区，招募了909个家庭参与产前期（妊娠第一或第二孕期）的随访。所有参与者均在2014年7月至11月期间，在政府转诊医院——城市初级卫生中心（UPHCs）的产检预约中招募。

结果

入组时，所有母亲均已结婚，样本中母亲的平均年龄为23.13岁（SD = 4.0）。社会经济地位采用基于印度人群常模的改良Kuppuswamy量表进行评估（Bairwa等, 2013）。低SES组和上-下SES组被重新归类为低收入状态，中等和高的SES家庭被重新归类为中等或高收入状态。约50.7%的家庭收入属于低收入类别。

讨论

我们的发现为关于早期照护情境与儿童发展的大量文献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关于敏感性照护行为的文化普适性及其对婴幼儿社会情感结局的相关性这一持续进行的辩论，提供了关于这些行为在非西方印度背景下对结局作用的独特见解。虽然母亲的敏感性主要在城市西方环境中被概念化和操作化，但我们来自某一项……

结论

总之，本研究提供了来自印度的首批证据，将早期母亲对婴儿困扰的敏感性与婴儿期的外化行为问题联系起来。尽管易激惹气质也独立地与较高的外化问题相关，但我们并未发现在此早期发展阶段婴儿气质在该关系中起调节作用的证据。这些发现凸显了针对母亲进行早期干预或育儿项目的重要性。

作者贡献声明

Shivender Singh：审阅与编辑，原创草稿撰写，方法论，概念化。Laura Bozicevic：审阅与编辑，项目管理，方法论，数据整理。Chaithra Holla：审阅与编辑，项目管理，方法论，数据整理。VS Binu：审阅与编辑，形式分析。Jonathan Hill：审阅与编辑，监督，经费获取，概念化。Chandra Prabha S：审阅与编辑。

资金

BCHADS研究由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和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共同资助（拨款编号MR/N000870/1和ICMR/MRC-UK/2/M/2015-NCD-1），受赠人为Helen Sharp、Prabha S Chandra和Jonathan Hill。

利益冲突声明

未声明任何利益冲突。

致谢

我们感谢所有参与本研究的家庭以及帮助我们收集数据的全体研究助理团队。

Harshini Manohar | Shivender Singh | Laura Bozicevic | Chaithra Holla | V.S. Binu | Jonathan Hill | Prabha S. Chandra | Helen Sha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