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焦虑、双相障碍及压力对驾驶适宜性的影响:一项系统性整合综述的发现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Depression, anxiety, bipolar disorder and stress impact on fitness to drive: findings from a systematic integrative review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9月06日 来源: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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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有焦虑、抑郁或双相障碍可显著影响个体的驾驶能力。然而,这些疾病对驾驶员心理生理能力及事故可能性的具体影响在科学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记录。本研究旨在探讨心境障碍(特别是抑郁、焦虑和双相障碍)与驾驶之间的关系。围绕该主题进行了一项系统综述,并在PROSPERO(注

  
患有焦虑、抑郁或双相障碍可显著影响个体的驾驶能力。然而,这些疾病对驾驶员心理生理能力及事故可能性的具体影响在科学文献中尚未得到充分记录。本研究旨在探讨心境障碍(特别是抑郁、焦虑和双相障碍)与驾驶之间的关系。围绕该主题进行了一项系统综述,并在PROSPERO(注册号:CRD420251023655)上注册。按照PRISMA指南,于2025年在七个科学数据库中进行了系统检索。使用了两组关键词,一组用于精神病理障碍(限定在标题中),另一组用于驾驶相关术语(限定在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中),并根据各数据库的检索语法对其进行了调整。过滤器将结果限制为2015年至2025年间以英文发表的同行评审综述。道路研究表明,重性抑郁(而非轻度症状)与驾驶关键执行功能损害相关,而持续的药理学治疗可减轻部分负面影响。模拟器研究表明,部分缓解的抑郁驾驶员可表现出与健康驾驶员相当的表现,这强调了维持心理社会功能的重要性。焦虑会损害自我效能和注意控制,尤其影响老年驾驶员的驾驶表现。双相障碍即使在缓解期也表现出持续性的持续注意和信息处理缺陷。在职业驾驶员中,多项研究表明工作相关压力、疲劳、路怒症和缺乏组织支持直接影响危险行为。神经质和冲动性等人格特质以及精神健康障碍显著增加驾驶错误和交通违规的风险。
论文解读:抑郁、焦虑、双相障碍及压力对驾驶适宜性的影响

研究背景与目的
驾驶是一项需要整合认知、情感、知觉和精神运动能力的复杂活动。心境障碍(如抑郁、双相障碍)和焦虑障碍不仅影响心理幸福感,还可能通过损害注意、执行功能、精神运动速度、情绪调节等机制威胁驾驶安全。然而,既往研究在诊断标准、症状严重度、治疗状态、结局测量等方面存在高度异质性,且临床缓解并不等同于驾驶功能的完全恢复。此外,精神药物(尤其镇静类抗抑郁药、苯二氮?类药物)本身也可能影响驾驶能力。职业驾驶员面临长时间工作、疲劳、轮班等特殊压力,其心理健康与驾驶安全的关系尤为突出。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系统综述,旨在整合抑郁、双相障碍、焦虑障碍及精神药物使用对驾驶表现和道路安全结局的证据,重点关注临床缓解与功能驾驶能力的关系,并评估方法学质量。该论文发表于《Transportation Research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研究设计与方法
该综述已在PROSPERO注册(CRD420251023655),依据PRISMA指南执行。研究人员于2025年在CINAHL、MEDLINE、ProQuest、PsycINFO、PubMed、SCOPUS和Web of Science七个数据库中系统检索了2015年至2025年间发表的同行评审英文研究。检索策略采用两组关键词:第一组为精神病理障碍术语(限定于标题),第二组为驾驶相关术语(限定于标题、摘要或关键词)。纳入标准遵循PECO框架:研究对象为持有有效驾照且经临床诊断的心境或焦虑障碍成人,暴露因素为DSM-5-TR或ICD-11标准下的临床诊断,比较组为健康对照或组内比较,结局为驾驶表现、事故风险、违规或相关认知行为测验的定量指标。排除ADHD、精神分裂症、帕金森病、睡眠障碍、物质滥用等,以及非临床性压力或恐惧。最终纳入31项研究,并采用NHLBI质量评估工具进行独立评价,Cohen's κ=0.92。由于异质性,采用叙述性综合方法,按精神疾病类型和驾驶评估方式双重分类。

研究结果

**抑郁与驾驶适宜性**
**道路研究中的抑郁评估**:七项道路研究对抑郁与驾驶安全的关系给出了不一致的证据。一项大型队列研究监测3,226名驾驶员平均440天,发现抑郁与事故风险比(IRR=1.34)增加相关,但该效应仅出现在停用抗抑郁药治疗的参与者中;持续用药者未显示风险升高。另一项针对65~79岁老年人(n=2,951)的研究显示,抗抑郁药使用与急刹车发生频率增加相关(IRR=1.22),而抑郁本身无显著效应。一项纵向研究跟踪85名重性抑郁障碍(MDD)老年患者和310名对照组一年,发现MDD组急刹车次数、急转弯次数、出行距离和出行目的地数量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且驾驶模式熵值更高,表明抑郁患者驾驶行为更为混乱。两项研究还显示抗抑郁药治疗可改善精神运动功能,但患者行驶表现仍低于健康对照。

**基于模拟器的抑郁评估**:一项高质量模拟器研究比较了70名部分缓解的门诊抑郁患者与67名健康对照,在道路追踪、跟车和急刹车任务中未发现显著组间差异。虽然抑郁患者在执行功能(类别维持难度指数)上低于对照组,但未转化为模拟器中的可观察驾驶损害。

**基于自我报告、驾驶历史和/或认知测试的抑郁评估**:两项研究利用官方驾驶记录。一项纳入3,259名驾驶员的研究显示,抑郁与单次交通违规风险(OR=1.43)及事故相关伤害风险(OR=2.25)增加相关。另一项纳入86,173名首次申领驾照年轻成人的纵向队列研究发现,心境障碍(包括抑郁)患者获得驾照的可能性降低30%(校正OR=0.70),且驾驶前48个月内事故率(调整OR=1.19)、夜间事故率(调整OR=1.61)、违规率(调整OR=1.25)和驾照吊销率(调整OR=1.95)均显著升高。

**焦虑与驾驶适宜性:基于问卷的研究**:一项针对45名老年广泛性焦虑障碍(GAD)患者的研究显示,焦虑水平升高与驾驶自我效能降低及驾驶技能下降显著相关。另一项针对75名年轻成人的研究发现,特质焦虑可预测更多自我报告的驾驶遗漏错误,执行功能(抑制和转换)效率低下与更多驾驶错误相关,提示焦虑损害注意控制和执行过程。

**双相障碍与驾驶适宜性研究**:两项研究显示,双相障碍患者在车道保持和距离保持任务中表现差于对照组,并伴有持续注意缺陷和执行功能(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持续错误、连线测验A/B)表现下降。即使在缓解期,患者仍表现出注意、处理速度和认知灵活性方面的持续缺陷。持续注意是与驾驶表现(距离保持)唯一显著相关的认知指标。

**职业驾驶员中的反应性焦虑与驾驶适宜性**:多项针对公交、出租车和卡车驾驶员的研究表明,工作相关压力、疲劳、努力-回报失衡和缺乏组织支持与危险驾驶行为增加有关。一项研究显示,公众自我意识通过增加社交焦虑而预测冒险驾驶。另一项研究发现,疲劳和恢复不足是职业压力与危险驾驶之间的核心中介。还有研究指出,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和驾驶愤怒可预测交通违规,经验则具有保护作用。针对卡车驾驶员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状与驾驶时长和事故/未遂事件相关,感知压力损害心理健康并增加冒险驾驶,而组织支持和社会互动具有保护效应。此外,临床抑郁和焦虑显著增加违规风险,神经质是唯一显著的人格预测因子。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强调,抑郁对驾驶的影响并非由轻度症状主导,而是与重性抑郁相关的执行功能损害密切相关。药物治疗阶段是重要调节因素:治疗初期(尤其使用镇静类药物)损害明显,长期稳定治疗后影响减弱,部分缓解但功能恢复良好的患者可与健康对照相当。双相障碍即使在缓解期仍存在持续认知缺陷,因此应使用客观神经心理和驾驶功能评估而非仅依据临床状态判断。职业驾驶员的风险是职业压力、心理脆弱性和认知机制(如疲劳、注意力不集中)交互作用的结果,需要多层次干预。方法学上,现有研究存在样本量小、横断面设计多、依赖自我报告、混杂控制不足等局限,未来应优先采用自然驾驶和纵向设计。

结论部分可翻译为:由精神障碍导致的损害因疾病进展和个体差异而难以评估。抑郁、抗抑郁药使用、压力和临床焦虑可通过损害注意、反应速度和情绪控制来增加事故风险。这些损害对职业驾驶员尤为突出。重性抑郁障碍(MDD)始终与驾驶行为改变相关,尤其在老年人中,表现为急刹车、高速转弯和不可预测的驾驶模式,反映分心注意、处理速度和执行控制缺陷。然而,症状控制并实现足够心理社会恢复后,在受控环境中驾驶功能可得以保留。焦虑研究显示,老年GAD患者的焦虑水平与驾驶自我效能显著下降有关,而年轻驾驶员中的特质焦虑与注意缺失和驾驶错误增加相关,即使客观神经认知测验无显著损害。对于双相障碍,即使在临床缓解期,持续注意、处理速度和执行控制的缺陷仍然存在,因此必须采用客观神经心理学和真实世界功能测量来评估驾驶适宜性。在职业驾驶员中,压力、疲劳、长时间工作和努力-回报失衡等因素与危险驾驶行为和处罚增加相关;神经质和冲动性会放大脆弱性,而组织支持和社会互动则通过降低压力和增强驾驶能力感起到保护作用。总体而言,驾驶风险最好被理解为职业、个体和心理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强调多层面预防策略的必要性。关于药物,证据表明未经治疗的抑郁症状对驾驶表现的危害高于抗抑郁药本身,而镇静类抗抑郁药(如三环类)在治疗初期可造成约3 cm车道位置标准差(SDLP)升高(相当于0.8 mg/ml血液酒精浓度),但长期用药后影响减弱。SSRIs和SNRIs在对照研究中通常显示对驾驶影响较小。最高风险出现在治疗开始、剂量调整或停药阶段,持续治疗和症状控制后驾驶表现往往改善,但个体和方案间差异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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