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红山文化遗址的生存策略与人为土壤改造：一种多指标考古学视角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Subsistence strategies and anthropomorphic soil modification at a Hongshan Culture site in northern China: a multi-proxy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 •
  刘家梁遗址的生存方式主要以采集、渔猎为生。
• •
  植物资源利用以羊茅亚科为主导，是主要且稳定的资源来源。
• •
  人类活动导致了明显的土壤改造。

引言

生存策略是指人类通过获取食物资源以维持生计的经济行为，其形成与演化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Lee et al., 2016, Crippa et al., 2024, Chen and Li, 2025）。在选择不同的生存策略过程中，人类通过多种土地利用方式干预自然系统，从而对土壤的自然发育产生持续而深刻的影响（Sandor and Homburg, 2017）。土壤不仅为人类社会提供重要的资源和生存空间，构成生存策略选择的基础（deMenocal, 2001, Butzer, 2012, Dong et al., 2017, Degroot et al., 2021, Hu, 2021, Li and Gao, 2021, Gao et al., 2025），同时也是环境变化的敏感记录体。土壤保存着人为扰动的信号，如颗粒粒度组成和有机质含量对耕作、放牧和聚落使用等活动的响应，为识别和重建不同的生存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Bonsall et al., 2002, Wilson et al., 2008, Li, 2013, El Ouahabi et al., 2018, Guedes and Bocinsky, 2018, Stephens et al., 2019）。因此，探索人类生存策略与土壤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揭示过去人类社会的结构与演化轨迹，同时也为理解人类在长期过程中如何适应和塑造环境提供了新的视角（Belfer-Cohen, 1989, Wang et al., 2014, Niu et al., 2025, Qian et al., 2025）。

关于过去人类活动的信息以考古遗存的形式被记录在案（Bonzani et al., 2024, Wang et al., 2025, Liu et al., 2026a, Liu et al., 2026b）。在发掘过程中，通过区分自然沉积层与文化层之间在土壤质地、颜色和包含物方面的差异，揭示反映人类行为的沉积记录，从而识别人类存在的物质和文化痕迹（Gribchenko, 2006, Walkington, 2010, Kulkova et al., 2012, Ranov et al., 2012, Golyeva et al., 2016）。不同类型的考古遗存包含着不同的人类活动特征。例如，居住建筑形成相对封闭的微环境，减少了自然土壤的风化，使其考古土壤与同期自然沉积物明显不同（Boivin et al., 2024）。相比之下，灰烬坑通常积累了大量人类采集和加工的植物及动物遗骸，从而保存了更直接的生存方式证据（Johnson et al., 2005, Middleton and Price, 1996）。此前的研究表明，通过地球化学元素、粒度和植硅体的分析，可以有效区分考古遗址内的功能分区（Cavanagh et al., 1988, Chabot et al., 2018, Cook et al., 2005）。这些方法为重建树穴社区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如何利用土地，以及识别其活动模式和空间组织提供了重要潜力（Holliday and Gartner, 2007, Walkington, 2010）。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在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繁荣于约6500至5000年前（Zhao and Xue, 2012, Liu, 2015, Gao, 2024）。作为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结构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影响着当时的聚落组织、社会结构甚至精神信仰（Zheng, 2024）。然而，红山文化的生存策略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存在较为先进的农业经济并占据主导地位（Suo and Li, 2011），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认为渔猎仍然是主要生计方式，农业尚未成为核心生存模式（Li, 2002, Sun and Zhao, 2013, Cheng et al., 2014）。这一分歧与辽宁西部红山遗址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密切相关——该地区位于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交汇处。作为生态过渡带，其特点是环境脆弱、地形变化显著以及不同遗址间资源分布不均。这些条件促使红山人群发展出多样化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生存实践（Sun et al., 2016）。因此，理解这些经济策略与当地环境的相互作用，对于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初期人地关系的演化至关重要。

刘家梁遗址位于内蒙古高原东部，地处红山文化分布区的核心地带。该遗址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首次被发现，是一处保存完好且具有代表性的红山文化遗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遗址已被纳入国家文物局提出的重大项目"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进程研究"（Sun, 2024）。迄今为止开展系统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已出土大量文化遗存，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对主要考古单位沉积样品的多指标分析为重建当地环境条件和生存策略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这些成果不仅有助于更清晰地理解刘家梁遗址内部的空间组织，也为更深入地了解红山社会的文明进程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本研究以刘家梁遗址主要遗存单位的沉积物为研究对象，以植硅体分析为主要手段，重建人类居住区的植被景观和古环境。结合粒度数据、总有机碳（TOC）、碳同位素（δ¹³C）结果及考古发掘资料，进一步探讨红山文化时期的生存策略、植物资源利用偏好，以及人类活动改造土壤及其周围环境的方式。具体而言，本研究探讨以下问题：1. 当地居民遵循何种生存经济模式？2. 他们的植物资源偏好如何体现？3. 人类活动如何改变土壤结构和功能？

摘要片段

区域概况与刘家梁考古遗址简介

刘家梁遗址（42°06′2″N, 118°44′34.6″E；海拔734米）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牛家营子镇团结村以北（图1）。遗址位于一处台地上，北坡为耕地，西坡陡峭且植被稀疏，隔着一条沟谷俯瞰对面的黄土丘陵。南侧为团结村；永丰路沿北侧沟谷和东坡经过，东侧为孙家湾子村。地质上，该遗址

样品采集

在发掘过程中，仅对属于红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存进行针对性采样，重点关注灰烬坑和房屋遗迹。共获取28个样品，其中房屋遗迹9个，灰烬坑19个；未对其他文化层材料进行采样。采样策略遵循系统覆盖和上下文完整性原则，旨在涵盖红山文化范围内主要类型的文化沉积物

年代学

使用OxCal 4.4.4软件中的IntCal20校正曲线，将测得的放射性碳年龄校正为日历年份（表1）。动物骨料的AMS ¹⁴C测年结果落在6500–5500 cal a BP范围内。对出土器物的类型学分析显示，陶器组合以筒形罐和碗为主，辅以少量杯和其他器型。这些特征与红山文化遗址的典型陶器传统高度吻合。

古环境指标的指示意义

考古遗址功能分区内的沉积土壤深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保存着关于人为改造和当时环境条件的宝贵信息（Hutson et al., 2007, Hutson et al., 2009, Walkington, 2010）。因此，对这些土壤中植硅体、粒度和元素组成的分析，成为重建人类生存环境并指示生产生活模式的有效工具（

结论

本研究以刘家梁遗址的典型遗存单位为研究对象，以植硅体分析为主要方法重建人类居住区周围的植被和古环境。结合粒度、总有机碳（TOC）、碳同位素（δ¹³C）分析及考古发掘数据，全面考察了红山文化时期的生存经济模式、植物资源利用以及人为土壤改造。主要结论如下：

• 1.
  三条线索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阚玉通：撰写—初稿。任瑞博：资源。吴云缃：形式分析。Frank M. Chambers：撰写—审阅与编辑。胡春柏：资源。牛洪浩：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初稿、概念化。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受中国考古人才推动计划（编号：<—>2024-280<—>）资助。

阚玉通|任瑞博|吴云缃|Frank M. Chambers|胡春柏|牛洪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