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疏离的行为表现：被动与破坏性行为的分类体系

《Journal of Integrative Environmental Sciences》：Behavioral manifestations of environmental alienation: a taxonomy of passive and destructive behaviors

　　

为有效应对日益加剧的环境危机，理解人与环境脱节的行为根源至关重要；然而，环境疏离（Environmental Alienation, EA）的概念在实证层面仍发展不足。本研究引入并实证支持EA作为一个关键理论框架，用于理解当代日益加剧的人与环境危机。首先，研究考察了这一深刻脱节的系统性驱动因素，分析了解析人与自然脱节的价值—态度—情感驱动因素（Value-Attitudinal-Emotional Drivers, VAEDs）。从理论驱动转向实证表现，研究采用定性研究设计，对36位环境专家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并进行主题分析，以系统识别和分类疏离行为。这一严密过程产出了首个全面的环境疏离行为（Environmental Alienation Behaviors, EABs）分类体系，沿双轴框架构建，包含15个子主题和64个具体行为指标。第一轴为破坏性行为，涵盖工具性占用、生态破坏和结构性渎职。这些主题共同体现了主导性的工具主义世界观，并加剧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代谢断裂。第二轴为被动行为，以生态冷漠、公民退缩和责任放弃为特征，共同标志着一种深刻而普遍的疏离能动状态。最后，通过将系统性驱动因素分析与这些行为表现综合，研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社会文化、教育和治理干预措施。这些基于实证的见解为缓解EA、支持现代社会从被动观察和破坏性行为范式向积极生态管理转型，提供了可操作的战略路线图。

**论文解读：环境疏离的行为表现——被动与破坏性行为的分类体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被广泛认为是人与自然疏离的关键驱动因素。人类作为依赖自然的生物，与自然距离的扩大使其逐渐产生疏离感。“与自然联结”（Connectedness to Nature）的相对概念是“与自然疏离”，后者被视为环境疏离（Environmental Alienation, EA）、自我疏离和人类疏离等多种疏离形式的基础。尽管疏离是一个长期存在的概念，但在环境语境下，EA及其行为表现长期未得到充分研究。EA指人类因精神与工作 preoccupation、经济利益和日常事务而对环境产生的忽视与脱离，导致与自然情感和精神联结的衰退。马克思认为，当人类行为表现为反对人类自身的异己力量时，疏离便发生。这种疏离不仅加剧了人与环境的距离，还催生了使环境偏离自然平衡状态的行为，表现为地面沉降、全球变暖、洪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土壤退化、荒漠化及颗粒物危机等。然而，多数人虽意识到EA和环境退化的有害后果，却鲜有采取实质行动。同时，政府也未能持续、严格地推行环境保护政策。现有环境研究大量关注“与自然联结”和亲环境行为，但关于疏离的具体行为表现存在关键知识空白。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识别EA的行为维度和指标，构建全面的行为分类体系，以弥合理论社会学与可持续环境治理之间的鸿沟。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研究人员首先分析了导致EA的价值—态度—情感驱动因素（VAEDs），包括资本主义、技术依赖、极端人本主义、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文化和殖民主义等结构性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内化形成的负面价值观（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态度（工具性环境观、短期主义、缺乏远见）和情绪（对自然的恐惧与厌恶）。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设计，运用目的性抽样，对来自伊朗的36位环境领域专家（24名男性、12名女性）进行了深度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涵盖环境规划、管理与教育（n=7）、环境工程（n=6）、地理与城乡规划（n=5）、可持续农业与自然资源（n=4）、土木工程（n=4）、社会学（n=3）、水利工程（n=3）、环境设计工程（n=2）和心理学（n=2）等学科，包括20名环境研究者和16名在职教师。访谈提纲以被动—破坏性二元结构及六个环境领域（河流、湿地与流域；空气与空气污染；森林与草地；动植物生物多样性；土地与土壤；城乡区域）作为引导性概念，但数据分析采用归纳式主题分析，遵循King等人提出的三阶段编码框架：描述性编码、解释性编码和主主题定义。通过这一数据驱动过程，最终形成了包含2个主轴、6个主主题、15个子主题和64个具体行为指标的EABs分类体系。为评估信度，外部评估者对第4、19、34号访谈进行了独立编码，采用Holsti系数（CR）计算编码者间信度，结果为0.83，高于0.70的公认基准。

**三、研究结果**

**4.1 被动行为分析**

研究发现，被动行为并非单纯的无行动，而是一种“疏离的能动性”，表现为认知盲区和习得性无助。通过访谈分析，被动行为分为三个主主题：生态冷漠（Ecological Indifference）包含认知盲区（Cognitive Blindness）和危机常态化（Normalization of Crisis）两个子主题。认知盲区指个体系统性认知脱节，无法理解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例如将湿地视为未开发土地而非重要生态体系；危机常态化则指生态灾难变得平凡和常规，如对森林火灾、河流枯竭的普遍漠视。公民退缩（Civic Withdrawal）包含旁观者式不作为、抵制行为改变和隐瞒与不举报。受访者指出，公众因感到干预徒劳而保持沉默，并拒绝采取绿色生活方式，且因对制度不信任而不举报污染行为。责任放弃（Abdication of Accountability）包含不要求问责和完全放弃责任。研究表明，公民不再要求政府和企业对水危机、空气质量负责，也不愿承担维护公共环境的公民责任。

**4.2 破坏性行为分析**

破坏性行为是“工具性自然观”的外化，即环境被剥夺生物属性、还原为商品。通过访谈，破坏性行为分为三个主主题：工具性占用（Instrumental Appropriation）包含不可持续的开采与收获、生态退化和消费主义。例如为农业和工业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含水层枯竭，系统性地毁林开荒，以及浪费性使用可饮用水。生态破坏（Ecological Vandalism）包含化学与物理污染、生物完整性破坏和人为空间污染。工业直接排放含重金属的废水，引入入侵物种，以及城市排放有毒气体，均属此类。结构性渎职（Structural Malfeasance）包含破坏性游说和系统性放松管制。大型污染者通过政治影响力规避环境标准，并蓄意违反捕捞、狩猎和采矿法规，削弱国家监管功能。这些发现表明，破坏性行为是“代谢断裂”的实证表现，反映了对自然的积极商品化。

**四、政策启示与结论**

基于EABs分类和VAEDs，研究人员提出了针对性干预措施：针对工具性占用，建议实施“再生资源配额”和“绿色管理激励”；针对生态破坏，建议引入“恢复性生态正义”和先进污染追踪系统；针对结构性渎职，建议建立独立监督委员会和严厉的运营制裁；针对生态冷漠，建议整合体验式自然教育并增加城市绿色空间；针对公民退缩，建议建立匿名环境举报系统和“绿色助推”策略；针对责任放弃，建议建立开放生态问责登记册和社区主导的生态管理框架。

研究结论指出，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深刻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EA由现代生活节奏、经济要求和科技依赖驱动，导致个体与生态系统的情感、精神和公民联结严重衰退。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将抽象的EA概念操作化为一个综合的、实证基础扎实的分类体系（表4）。EA表现为破坏性和被动两条不同行为轴：破坏性EABs是“代谢断裂”的积极表达，自然被商品化、剥削或破坏；被动EABs则代表“疏离的能动性”，个体和机构在认知盲区、危机常态化和无力感驱动下放弃公民义务，静观生态退化。这些行为不仅引发从生物多样性丧失到城市污染等环境挑战，还严重损害公共卫生和可持续治理。为缓解这些影响，研究人员提出针对性的社会文化干预和治理政策，旨在将社会从疏离的观察者转变为积极参与的生态管理者。未来研究应评估 pedagogical 干预的效果、开展跨文化比较、探讨生态恐惧的心理根源，并研究促进联结的驱动因素。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仅包含学术专家和环境研究者，未来可通过公民中心调查进行方法学三角验证，以提高分类在更广泛社会群体中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