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Politics》：NGOs and enforcement of EU environmental law: the case of Client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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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政策执行不力是全球持续性挑战。在欧盟(EU)内，出现“去中心化执行(decentralized enforcement)”趋势：欧盟委员会(Commission)启动的侵权程序(infringement procedures)减少，更多依赖国内行为体向国内
环境政策执行不力是全球持续性挑战。在欧盟(EU)内，出现“去中心化执行(decentralized enforcement)”趋势：欧盟委员会(Commission)启动的侵权程序(infringement procedures)减少，更多依赖国内行为体向国内法院提起诉讼。非政府组织(NGO)日益成为欧盟环境法执行的关键行为体；但关于非NGO如何决定推动执行知之甚少。研究人员系统考察2015—2025年ClientEarth在欧盟环境政策侵权事项上的行为，描绘其向委员会申诉与跨时诉讼的模式。研究发现，ClientEarth感受到NGO参与申诉的门槛提高，侵权程序进一步政治化，降低了欧盟环境法执行的一致性。
《Environmental Politics》所刊本研究以ClientEarth为案例，回应欧盟环境法执行从集中化向去中心化转移背景下，非政府组织(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作为执行推动者的战略选择问题。研究背景方面，欧盟环境政策执行缺口每年造成至少180亿欧元生态损害、清理、医疗与生命损失；环境类案件约占欧盟层面侵权案件五分之一，但国家与欧盟层面资源有限。欧盟委员会本为“条约守护者(guardian of the Treaties)”与集中执行者，但文献显示自2000年代起出现去中心化执行：2004—2018年委员会开启的侵权案下降67%，移交欧洲法院(ECJ，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此处指CJEU，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案件下降87%，国内法院向CJEU的初步裁决请求增加。委员会因资源限制与“超国家克制(supranational forbearance)”减少主动执行，NGO被迫更多通过国内诉讼推动合规，但各国法律地位(legal standing)、司法接受度与资源差异导致执行不均。
研究人员以ClientEarth这一具美国公益环境诉讼基因、2007年成立于英国并在60余国运作的专门环境法律NGO为最可能案例，因其法律专业能力既适合诉讼也适合利用集中申诉渠道。研究目的是解释NGO何时支持委员会作为集中执行者、何时转为私人诉讼。
主要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探索性单案例设计：第一步系统阅读ClientEarth官网2020—2025年新闻稿与2016—2025年欧洲相关新闻页，编码74项2015—2025年行动为“向委员会申诉(centralized route)”或“国内诉讼(decentralized route)”，并将诉讼再分为执行型诉讼与战略型诉讼(strategic litigation)；第二步于2025年10—11月对ClientEarth布鲁塞尔、马德里、华沙三办公室律师进行三次45分钟至1小时半结构化访谈，仅纳入多名受访者共同提及的观点，以解释路径选择逻辑。样本队列来源为ClientEarth公开网页行动与三地办公室代表，未扩展至Green10等群体做主分析，仅作附录范围普查。
研究结果按原文小标题浓缩如下。The shift towards decentralized enforcement of EU law部分：文献与数据表明委员会主动侵权程序缩减源于公共资源不足与政治顾虑，NGO成为被委员会“编排”的中介执行者，但成员国法院准入与解释差异使执行不一致。NGOs and private litigation in environmental policy部分：既有文献多关注战略诉讼与法律机会结构(leg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指出诉讼依赖可裁判框架、国内司法开放度与组织感知，但未见NGO在集中与去中心化执行间选择的系统解释。Analytical framework: different paths to enforcement部分：集中路线为向委员会申诉，委员会可走正式侵权程序或EU Pilot预侵权对话；分散路线为国内诉讼并可依TFEU第267条请求CJEU初步裁决。框架提出三类条件：对申诉程序感知、国内法律机会结构、团体资源。Research design部分：单案例最似设计，74案来自官网；Green10十年仅8件申诉、7件诉讼，证明其他NGO少用执行行动。Trends in ClientEarth complaints and litigation from 2015—2025部分：74案中申诉24、诉讼50；LOESS趋势显示申诉下降、诉讼上升；2022—2025仅4件申诉；诉讼框架由执行型转向战略型，如2025年荷兰底拖网案强调“胜诉将向EU机构与成员国发信号”，西班牙养猪案称“法律首次(legal first)”。按国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西班牙申诉占比较高，印证机会结构差时更依赖集中申诉。How does ClientEarth determine which enforcement path to take?部分：访谈显示两条路线非真选择，实务中委员会把“先国内救济”扩及所有案，诉讼常先于申诉；ClientEarth以战略焦点、法律可诉性、本地伙伴筛案，诉讼为倡导后段手段；申诉前需探委员会政治“情绪(mood)”，否则出报告替代。空气质量和Bia?owie?a森林案因契合委员会优先项而成功，说明集中程序被政治化。投诉95%无后续，证明门槛与举证负担转嫁NGO。底拖网运动中诉讼与申诉并行，申诉成政治压力工具。
讨论与结论部分总结：研究人员指出ClientEarth十年行动印证去中心化与战略诉讼趋势；关键不在NGO主观偏好，而在委员会缩小侵权标准后，NGO事实上须先国内诉讼才可能让申诉被接。这加剧执行选择性与不均：小NGO难进国内法院也就难进申诉成功队列；环境NGO改用报告、申诉监察官、欧洲投资银行投诉机制等替代渠道。结论原文意译如下：本研究始于NGO如何战略决定助推欧盟法执行之问。基于文献提出申诉系统感知、国内法律机会结构、资源三条件。以ClientEarth为例发现，十年行动确认既往去中心化与战略诉讼转向；虽资源与对申诉程序观感被受访者提及，但委员会收窄侵权程序范围使ClientEarth几乎无选择。这给去中心化转向再加一层：NGO不是“如何看待申诉系统”的问题，而是事实上被要求先求国内救济才能提交可行申诉。ClientEarth法律专长使其比他NGO更敢诉讼，但其执行专注也令其深谙申诉系统；他NGO仍可不经诉讼交申诉，但被认为难成功。Green10映射显示他NGO少走任一路，多用报告与间接手段，CEE Bankwatch更多用欧洲投资银行与OLAF机制。总之，环境NGO须在“事实被规定的国内诉讼”旁创意找路，这损及欧盟法一致执行：委员会窄化申诉标准，在成员国司法不友好时剥夺有效救济；用尽国内救济要求把申请人送回低效法院。本案表明侵权程序愈发政治化、NGO申诉门槛愈发高；NGO须先诉讼再用集中程序，委员会把执行责任推给成员国司法机关。更广含义是执行变选择性：NGO按资源与胜算战略挑选，越来越少NGO能或愿执行，侵蚀欧盟环境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