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unity, Work & Family》：Gendered contract in transition. A study of how space and gender contract are enacted when working from hom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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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在COVID-19疫情期间，瑞典家庭中如何实践有偿工作、无偿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空间边界。研究人员将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与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相结合，分析了空间安排（spatial arrangements）与
本文探讨了在COVID-19疫情期间，瑞典家庭中如何实践有偿工作、无偿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的空间边界。研究人员将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与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相结合，分析了空间安排（spatial arrangements）与性别契约（gender contract）是如何被实践的。该研究采用在疫情期间进行了两次的照片引导访谈（photo-elicitation interviews, PEIs），使参与者能够以图像方式记录其家庭工作空间并讨论他们的经历。这一方法为理解有偿与无偿工作的空间组织，以及夫妻如何调整其居住环境以适应远程办公提供了更深入的见解。借助性别契约——即调节男女之间关系的社会协议——这一概念，研究人员识别出三种契约类型：分割型（Divided）、流动型（Fluid）和共享型（Shared），每一种类型都反映了性别化工作安排的不同变化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工作安排中自主性的增强，要么强化了传统性别规范，要么对其构成挑战，具体情况取决于家庭内部的协商与资源分配。
论文解读：COVID-19疫情期间居家办公中的空间、性别契约与不平等再生产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COVID-19疫情迫使大量办公室职员转为居家办公（working from home, WFH），以维持社交距离。随着有偿工作进入家庭空间，工作、照护与私人生活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新的空间与时间张力。虽然远程办公有时被视为改善男女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途径，但先前研究表明，若未主动重新协商，灵活的工作安排也可能强化传统性别角色。疫情期间的实证研究显示，这些张力往往加剧，远程办公对性别平等的影响复杂且矛盾。已有研究多聚焦于性别关系与照护劳动，但对夫妻之间物理工作空间分配的研究仍然稀缺，例如谁在独立房间工作、谁能关门、谁被打断等问题，对于理解家庭内工作与照护的组织方式至关重要。
瑞典为本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疫情期间，瑞典有多达46%的人曾居家办公，但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几乎没有正式封锁。瑞典拥有强有力的性别平等政策和支持灵活工作的文化，其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意识形态上的性别平等前提，即假设男女同样参与有偿和无偿工作。这使研究者能够考察在工作和照护同处一室时，平等观念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处理。
二、研究目的与理论框架
本研究旨在探索疫情期间国内空间中工作实践的性别关系，以及物理空间与有偿/无偿工作领域边界渗透性之间的联系。研究结合边界理论（boundary theory）与性别契约（gender contracts）概念。性别契约为男女之间如何分担工作与照护设定了结构和规范条件；边界理论则帮助理解人们在这些条件下如何组织时间与空间。这一综合框架使研究者能够分析远程办公如何既反映又重塑性别关系——不仅涉及责任和时间，还涉及谁有机会使用家庭空间和隐私。
三、研究方法
研究依托一个更广泛的项目，该项目聚焦于疫情期间工作迁入家庭后的边界工作、领导力与工作环境。研究采用自动驱动的照片引导访谈（photo-elicitation interviews, PEIs），参与者自行拍摄照片并讲述故事。第一轮访谈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进行，第二轮在2021年12月至2022年2月进行，共83次访谈。本研究仅分析生活在异性伴侣关系中的36名参与者（28–65岁），其中27名为女性，21名为员工、15名为管理者，19名与子女同住。参与者来自瑞典两个城市市政机构，均为白领，包括必须尽可能居家办公的管理者。照片分析采用演绎法，首先按边界理论中的整合与分割概念将照片分为高渗透性（如在厨房工作）到低渗透性（如在独立房间工作），再按性别分组，最后结合访谈内容识别三种性别契约类型。
四、研究结果
研究发现三种性别契约类型：分割型（Divided Contracts）、流动型（Fluid Contracts）和共享型（Shared Contracts），每种类型包含不同亚型。
（一）分割型契约（Divided Contracts）
这是最常见的空间安排方式，呈现明显的性别隔离，包含两种亚型：“穴居人”（The Caveman）和“园丁”（The Gardener）。穴居人指男性在家庭中建立专属工作区域（如地下室“洞穴”），通过封闭的空间来获得不受干扰的工作条件，并以此实现“真正的工作”。男性强调这种分割有助于心理恢复和角色转换，同时也向家庭成员传递“不可用”的信号。园丁指女性在厨房、客厅等开放式共享空间工作，她们以亲近自然、视野开阔、感觉自由等积极词汇描述这种安排。然而，开放式空间使她们更容易受到家务和子女需求的干扰，她们需要不断在付费工作与无偿工作之间切换，且往往将更好的独立工作空间让给男性伴侣。
（二）流动型契约（Fluid Contracts）
这是第二种常见类型，表现为性别契约处于变动和重新协商之中，包含“探索者”（The Explorer）和“十字军”（The Crusader）两种亚型。探索者指男性开始在共享空间工作，并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他们将此描述为“学习”和“探索”更平等分工的机会，但同时也表达出在育儿和工作之间的愧疚感。十字军指女性主动选择独立封闭的工作空间以避免干扰，同时仍然保留对孩子的照护责任，她们有意识地争取自己的专注空间，并减少参与无偿劳动。这种类型反映出性别协商正在发生，但权力关系仍不对等。
（三）共享型契约（Shared Contracts）
这是最不常见的类型，包含亚型“均衡者”（The Equalizer），由男女共同代表。均衡者指夫妻双方拥有平等的空间使用机会和渗透性，可能通过设置相似的工作站或灵活轮换空间来实现。这种契约类型显得更为稳定和预先协商好，体现了更平等地管理工作和家庭责任的转变。
五、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空间安排对性别平等具有重要影响。分割型契约中的“园丁”女性通过将生育劳动与有偿劳动融合，挑战了以有偿就业为核心的女权解放规范，但由于伴侣并未以同样方式参与，不平等仍然被再生产。流动型契约中的“探索者”男性在叙述自己的家务参与时，虽然承认技能不足，但这种“男性谦逊”其实微妙地再生产了男性特权——即拥有“不做”或不擅长做也能被宽容的特权。共享型契约则展示了通过结构性的空间和资源分配实现更平等关系的可能性。
研究还表明，性别契约的生产和达成性别平等关系中的权力动态并非仅由个人努力决定，宏观层面的结构性条件（如福利国家政策）和疫情作为催化剂共同塑造了男女在无偿劳动与有偿劳动上的责任分配。因此，分析不应仅关注实践本身，还应揭示附着于有偿劳动和人类照护需求之上的潜在假设与偏见，这些价值常常被隐形化并被视为不如有偿劳动重要。即使在性别平等规范强大的瑞典，家庭空间安排仍可能再生产不平等条件，这一发现对组织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雇主应认识到远程办公可能加剧空间、自主权和不受干扰工作的不平等，政策制定者在促进灵活工作时也应考虑其与既有性别化劳动分工的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