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亲属关系之间缺失的环节：意外怀孕作为一段受压制的社会孕育期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sex and kinship: unintended pregnancy as a period of pressured social gestation

　　

摘要：当某人发现自己意外怀孕时，会启动哪些社会过程？文化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本文通过菲律宾和肯尼亚女性关于其首次足月妊娠的叙事来探讨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展示了意外怀孕如何为了解亲属关系的缔结以及厘清对未来子女及其母亲所隐含的责任提供了一个窗口。正如参与者的叙述所表明的，在肯尼亚和菲律宾，意外怀孕可被概念化为一段受压迫且充满风险的社会孕育期。之所以说“受压迫”，是因为尽管社会孕育过程可能在分娩后仍会继续，但预产期的存在意味着围绕分娩、居住空间和照护的安排必须及时具体化；而之所以说“充满风险”，是因为对亲属关系及其所蕴含的支持的诉求可能会被拒绝。两个情境之间以及肯尼亚情境内部社会孕育模式的多样性表明，这些模式受到特定的“关联性文化”（cultures of relatedness）的塑造。未来研究应纳入社会孕育过程中其他参与者的视角，例如亲密伴侣的父母，以探索关联性文化如何塑造意外怀孕后亲属关系的缔结以及性别不平等。

论文解读：意外怀孕中的社会孕育动力学——以菲律宾与肯尼亚为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性与亲属关系之间，存在着一个常被忽视的社会过程。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意外怀孕时，究竟会启动哪些社会过程？文化又如何塑造这些过程？现有研究多将意外怀孕视为“问题”，聚焦于预防策略、人口增长控制或性与生殖健康及权利（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的改善，却很少关注意外怀孕所引发的社会关系动态。事实上，意外怀孕在全球极为普遍——联合国报告估计全球一半的怀孕属于意外怀孕（Baker et al. 2022），被称为“隐藏的危机”。既有研究尤其缺乏对意外怀孕后亲属关系缔结过程的分析。尽管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行为可能仅涉及两个人，但意外怀孕迫使这种（有时是秘密的）性纽带公开化，使更多人不得不考虑照护责任和经济支持的分担，而这些通常通过亲属关系所隐含的规范来调解。在非洲南部，已有研究者批评仅关注意外怀孕（尤其是青少年怀孕）的原因和后果的狭隘视角，主张需要从更广阔的社会情境来理解早期生育（Mkhwanazi 2006）。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借鉴Han（2013）提出的“社会孕育”（social gestation）概念，将怀孕视为不仅母亲和婴儿通过日常经验被建构的过程，更扩展至母亲-婴儿二元之外更广泛的亲属关系网络，探讨意外怀孕如何促使未来子女及其母亲与各方亲属之间建立或否认亲属联系，并界定由此产生的责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探索性、比较性研究。2020年7月至12月，研究人员在菲律宾本格特省（Benguet）的碧瑶市（Baguio City）及其周边，以及肯尼亚纳库鲁郡（Nakuru County）开展半结构化访谈。两个地点具有可比性：肯尼亚和菲律宾均为基督教徒占多数的国家，意外怀孕率分别高达51%和61%（Bearak et al. 2022）。研究选择二线城市及周边地区，旨在去中心化地考察非大都市环境中的亲属文化及家庭形成路径。研究对象为在诊所就诊的孕期女性，访谈聚焦于其首次怀孕经历。样本包括菲律宾23名女性（其中18名为Kankana-ey族），肯尼亚若干名女性（涵盖Kalenjin、Kikuyu、Luo、Tugen、Maasai等族群）。访谈由当地受过教育的女性研究助理以受访者本地方言（菲律宾语、伊洛卡诺语、英语、斯瓦希里语）进行，并在萨尔瓦多-阿莫雷斯和帕西塔乌的指导下完成。访谈内容涉及受访者首次怀孕前的生活、发现怀孕的方式、首先告知的对象以及后续经历。资料分析采用归纳法，由第一作者进行主题编码，并由合著者及研究助理核查情境准确性。

三、研究结果

（一）菲律宾本格特省：“一个新孙子”

在菲律宾的叙事中，意外怀孕往往迅速启动亲属关系的缔结。以Bernadette为例，她在大学任教期间发现怀孕，仅在怀孕两周时便直接告知父母“你们有了一个新孙子”，尽管孕期极早，父母短暂沉默后立刻接受了与伴侣及其父母之间的姻亲关系，并着手按文化规则调整婚礼时间。这体现了怀孕消息本身即刻创造了新的亲属关系及相应规范。多数菲律宾受访者首先告知伴侣及其父母或亲属，然后才告知自己的父母。令人注意的是，没有任何案例中伴侣及其父母完全不参与。伴侣父母往往相当支持意外怀孕，将其视为儿子“认真起来”的契机，提供住房、物资，并承担住院分娩费用（私人医院分娩费用可超过100,000比索）。相比之下，女方父母起初反应较为消极，担心女儿教育中断或经济不独立，但除两例非Kankana-ey女性被要求搬离父母家外，其余均转为支持。即使如Bernadette这样处于稳定关系中的女性，也感到羞耻：“我当然感到羞耻，我为自己羞耻，也为父母羞耻，因为我还和他们住在一起。”传统上，Kankana-ey文化重视生育，夫妻常与一方父母同住，社区会为新家庭提供房屋，婚姻往往是一个漫长过程且不一定先于生育，不孕比不合时宜的怀孕更令人恐惧。

（二）肯尼亚纳库鲁郡：有风险的亲属关系诉求

肯尼亚女性的叙事表现出更为多样的轨迹。在超过半数（8例）的意外怀孕叙事中，男性伴侣“消失”了。这种情况常导致围绕父权及相应责任的对抗性框架。以Caroline为例，她16岁在读中学时怀孕，母亲愤怒报警并要求逮捕其伴侣（可能涉及法定强奸），伴侣一度失踪，后经家庭干预，母亲撤诉并在家族层面解决纠纷。另一位女性Tessa在17岁怀孕时被父亲殴打，但得到祖父母支持。也有女性因害怕告知父母而直接搬到男友家居住。即使伴侣支持，女方父亲也可能不接受：Daisy发现怀孕后想自杀，男友承诺结婚并共同照顾孩子，但父亲将她赶出家门，她只得投靠姑母，最终完成学业成为教师。研究人员指出，肯尼亚关于未成年人性行为的法律以及父权登记法律（允许在未经 alleged father 同意的情况下将孩子登记在其名下，并强制其支付抚养费）可能加剧了男方消失的倾向。此外，聘礼（bride price）实践在肯尼亚仍发挥重要作用，规范的路径是双方家庭协商聘礼并走向婚姻，这在若干得到家庭支持并顺利解决的案例中得到体现。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将意外怀孕概念化为一段“受压迫且充满风险的社会孕育期”。所谓“受压迫”，是因为尽管社会孕育可能延续到产后，但预产期、医院账单、恢复期和密集育儿需求构成时间压力；所谓“充满风险”，是因为对亲属关系及支持的诉求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亲属关系虽然常被呈现为既定的，但事实上必须被“制造”（Carsten 2004）。在两个情境中，亲属关系都至关重要，且没有受访者提及国家提供的支持。生物学父权是强有力的论据，但并不能保证得到承认。责任通过具体物质行为表达：菲律宾的婆家主动支付私立医院分娩费用并提供住房；肯尼亚的聘礼支付、搬到伴侣家庭居住或结婚表示承认，而拒绝经济支持则意味着否认父权和亲属关系。菲律宾模式相对统一，而肯尼亚模式差异更大，这很可能与受访者文化背景多样性有关，说明具体的“关联性文化”塑造了社会孕育过程。研究还揭示了伦理问题：承认或否认亲属关系的每个选择都可能为母亲和未来子女带来截然不同的未来，构成短期内必须应对的伦理困境。研究人员提出，将意外怀孕后的社会动态理解为受压制的、有风险的社会孕育过程，有助于理解亲属关系在性别不平等再生产中的作用，以及关联性文化在理想生殖路径被打乱时如何通过伦理即兴实践得以延续和转化。未来研究应纳入伴侣父母等其他参与者的视角，并更细致地比较不同国家生殖治理体制与地方性关联性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