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现代景观营造的技术谱系及其批判性遗产意涵（1906–1945）

《Frontiers of Architectural Research》：Technological lineages and critical heritage implications of moder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Changchun, 1906–1945

　　

现代中国风景园林史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人本主义和传统导向的叙事，而工程驱动的路径仍未得到充分探讨。本研究考察了1906年至1945年间长春的这样一种路径。采用质性历史文献研究方法，结合多语种档案资料、历史地图、规划文件、学术文献及比较规划史，探讨这一技术谱系如何形成、全球规划理念如何转化为地方实践，以及其遗产意义应如何评估。研究认为，长春的景观系统是在殖民制度动员与中国东北寒地环境约束相结合的双重力量机制下形成的。在这种条件下，景观实践从孤立的公园设计转向整合的景观-基础设施系统，涵盖基于地形的低干预设计、雨水管理、水系-公园网络、公园道、绿带及寒地种植技术。这些实践代表了田园城市、城市美化、公园道及卫生工程概念在殖民空间项目中的工具性转化。尽管该技术在专业上颇为精密，但其系统也强化了等级、隔离与排他性治理。通过区分技术现代化与公共现代性，本研究为现代中国风景园林史、比较规划史、批判性遗产研究以及关于韧性城市基础设施与气候适应的讨论作出了贡献。

论文解读：长春现代景观建筑的技术谱系与批判性遗产（1906–1945）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现代中国景观建筑史长期以人本主义和传统导向的叙事为主，以陈植（Chen Zhi）的园林史与景观设计论述为核心，着重强调古典园林传统的继承、再阐释与适度现代化。然而，这一主流叙事无法全面解释中国现代景观发展的全部路径。在中国东北，尤其是1906年至1945年的长春/新京，出现了一条显著不同的技术谱系。该谱系并非围绕园林美学、文学象征或古典传统延续而组织，而是与测量、市政工程、水管理、道路系统、造林和寒地环境适应密切关联。

已有研究对长春的城市规划、建筑发展、公园系统及生态规划思想进行了大量历史描述，厘清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国都建设局、“流动绿地”概念等关键事实。但仍存在三点不足：其一，多数文献将景观系统视为技术或规划成就，未充分解释其背后的政治与制度机制；其二，新京景观实践与田园城市（Garden City）、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公园道（Parkway）、公园系统及卫生工程等全球规划理念的关系缺乏系统分析；其三，对该系统的批判性遗产意涵关注不足，尤其是其基础设施精密性与殖民空间等级、隔离和排斥之间的张力。为此，研究人员提出三个问题：长春/新京的景观设计技术如何演化？制度动员与寒地环境约束如何共同塑造水系–公园景观系统？这一技术精密但具有排他性的殖民景观基础设施应如何作为现代空间遗产被批判性评估？

二、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质性历史文献研究法，对中、日、英多语种档案进行来源批评与交叉验证。主要技术路径包括：对1906至1945年景观技术演化进行年代学重建，划分满铁长春附属地时期与“满洲国”首都建设时期；开展行动者–制度分析，考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洲国”国都建设局以及Homi Shirasawa、Yoshinobu Orishimo、SANO Toshikata、Goujiang May、Sato Akira等人物构成的制度与技术网络；进行空间–技术分析，比对历史地图、公园规划、道路横断面和给排水图，识别地形低干预设计、雨水调蓄、水系–公园网络、环状绿带及寒地栽植等空间形态；最后进行批判性阐释分析，评估该系统在殖民空间治理中的作用。资料来源包括长春地方志、历史地图集、日文规划记录和英文殖民城市研究，不涉及定量模型、口述史或GIS模拟。

三、研究结果

宏观尺度：水系–公园网络的形成。通过历史规划图和既有研究，研究人员发现新京景观系统并非孤立公园的集合，而是由水系、道路、绿带和开敞空间连接而成的连续网络。规划利用了与伊通河（Yitong River）水系相关的支流和低洼地带，使水体与绿地兼具排水、蓄水、游憩、视觉秩序和环境调节功能。至1939年，规划公园面积约10.8 km²，报告人均绿地约31 m²。这些数据主要证明系统规模与实施能力，而非公共福祉的均等分配。

中观尺度：基础设施型公园与雨水管理。西公园（West Park，今胜利公园）采用基于地形和等高线测量的低干预设计，利用头道沟流域的高差、水体和植被组织湖面与园路，减少土方工程。黄龙公园（Huanglong Park，今南湖公园）则与城市排水和雨水管理逻辑相连，大型水体兼作地表径流调蓄空间。通过历史地图和公园记录可知，公园水体并非纯粹美学元素，而是市政系统的一部分，实现了景观设计与卫生工程、城市水文之间的结合。

中观尺度：寒地生境与技术地方化。Sato Akira在郊外环状道路沿线开展杨树种植试验，并发展出冬季冻结土球移植法，以解决寒地树木运输和成活问题。植物园与动物园的设计结合地形塑造和开敞条件，模拟适宜动植物生存的生境。历史文献表明，这些技术并非单纯园艺细节，而是对东北地区漫长冬季、短绿期和移植困难等生物与气候限制的系统性响应。

微观尺度：广场、公园道与街道绿化系统。圆形广场如大同广场（Datong Square）以及宽达100 m的大同大街等公园道型道路，将交通组织、景观连续性、环境缓冲和首都形象塑造结合。道路横断面包含宽阔车行道、中央绿带、侧方绿带和行列树。这些微尺度空间使景观系统延伸至街道和城市节点，强化了视觉秩序和纪念性，同时连接了公园与水系网络。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提出“工具性翻译”概念，说明田园城市、城市美化、公园道、公园系统和卫生工程等理念并非被完整移植，而是被选择性抽取、重组并服务于殖民首都建设的技术与空间目标。新京景观系统因而既是环境基础设施，也是殖民地首都制造（capital-making）的媒介。论文强调，技术现代化与公共现代性并不等同：新京拥有高水平的工程化景观系统，但其公园绿地、轴线和水系同时也强化了空间等级、隔离和排他性治理。总绿地和人均绿地指标不能证明公共福利的公平分配。

结论指出，长春/新京现代景观建筑经历了从场地型公园干预向多尺度景观基础设施的转变，这一技术谱系由殖民制度动员与寒地环境约束的双重力量机制塑造，并通过对全球规划理念的工具性翻译形成。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区分技术现代化与公共现代性：新京景观系统既展示了多尺度整合环境管理、基础设施和寒地适应能力，也揭示了技术现代化如何嵌入殖民空间治理。因此，该遗产应被理解为矛盾性遗产，既不应被浪漫化为早期生态模型，也不应被简单贬斥为殖民残留。其当代教训在于，韧性、基础设施与生态规划必须与公共性、公平和历史责任一同评估。